初始条件、转轨方式与经济绩效毕业论文(2)
2015-08-03 01:03
导读：渐进主义则认为：渐进的改革策略是中国经济绩效好的关键；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具有一般性，是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的。林毅夫等（1994）就明确指
渐进主义则认为：渐进的改革策略是中国经济绩效好的关键；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具有一般性，是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的。林毅夫等（1994）就明确指出：“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他们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指出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激进式改革正是试图提供一个能够改进激励并诱导资源存量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制度框架，但它忽略的是改革成本。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也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型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
中国的改革则是通过改进物质激励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它们配置到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抑的部门。而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作法。由于存量资源的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被配置到与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J型曲线”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进一步来说，既然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这些又都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转轨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有着相同的形成逻辑，因此中国的改革策略就应该具有一般意义。不应该以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否定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他们批评萨克斯和胡永泰只看到初始条件的不同使得中国增量式改革具有较低的成本，却忽略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价格扭曲更严重而可能使增量改革有更大的收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关于“争论”的一个评价
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就后一类初始条件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而转轨方式呢，它根本就不独立地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依赖于那部分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
具体到结构调整问题上，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就前一类结构调整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经济绩效。你不转轨难道就不面对（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了吗？就后一类结构调整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经济愈复杂，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愈高，资产专用性愈强，激进改革愈引起产出下降。如果经济比较简单，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不高，资产专用性也不强，那么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就是无差异的。可以想象，同样的激进改革，越南、蒙古经济绩效好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所以，虽然经济绩效既决定于初始条件，也决定于转轨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解这种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这种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