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
2016-09-01 01:03
导读：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西方思想的传入时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他们所有的西方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西方思想的传入时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翻译主要还是以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等学科为主，从严译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⑤] 重温一下冯友兰对严译名著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⑥] 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一，体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讲究用处的，某个事物或对象是否有用往往被看作是选取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用处是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人又历来强调“人事”大于“天”，“天命之谓性”（《中庸》）等观念，甚至认为“从天而颂，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在对待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严复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但他发现在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只有掌握了这些思想和制度，中国人才能真正学到西方的技术。显然，这正是学以致用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严复翻译的著作大多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的内容，因为这些著作可以直接帮助中国人了解如何构筑一个民主法制的现代国家。 第二，见闻之知，格物致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验主义，强调认识主体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且以经验知识作为衡量知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虽然儒教传统中也强调了“学问思辨”，但最后都是为了“笃行之”，如朱熹所言：“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之，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之。”（《中庸章句》）“格物致知”就是强调要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才能获得知识（“致知”）。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应当说都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之作，不要说是中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就是普通的西方人也未必能够全部理解。严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以“格义”的方式对西方著作做了类比解释，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术语和文献去解释对当时的中国人非常陌生的西方观念，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有些类似中国学生初学
外语的情形，总是喜欢用汉语拼音或汉字标注外语的发音。这样做固然对初学者的入门很有帮助，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严复对西方观念的“格义”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实把握，更多的中国人是以严复的理解为根据，或直接使用严复的说法或引用原著支持严复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