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5)
2017-01-27 01:02
导读：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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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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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