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贸易保护政策理论的演进(3)
2017-02-03 01:07
导读：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许多民主制国家中，
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许多民主制国家中，竞选和政党筹资给政治家创造了贩卖其政策的强大激励，结果是贸易保护的结构注定反映了竞选献金影响下政治优惠的结果。
（二）在西方国家的体现
中位人投票模型与保护待售模型在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及运用，这里就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框架的变革来看内生贸易模型的运用。
早期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对外贸易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政策的中心，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由国会决定并由总统公布。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BILL），该法案将美国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32年美国平均关税生产率达到了59%，并导致了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而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MENTS ACT，RTAA）对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变革，将制定关税与国际谈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国会的权力转移给了总统。对于总统而言，其制定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大多数投票人的利益表达，其将贸易政策制定权从持保护主义政策偏好的国会转移到持自由贸易偏好的总统，自然增加了美国推动自由贸易承诺的可信性。
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的适用
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而其利益的诉求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先的单位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手段，逐渐转变为以利益集团形式开始影响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在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也就使利益集团产生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都纷纷以各种形式介入到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中去，而自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还会有来自国外利益集团的参与。
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义”在福利分配和行业战略上的政策决策考虑，这也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在中国由于官僚制度是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将不同的政策领域权力授权给不同部门，那么对政策选择和执行都会产生影响。政府的各个行政机构对政策问题的发现、信息收集和解决草案的提出一般都是通过官僚机构来完成，因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与不同行政机构的偏好有关的，而这些部门又有自己直接归口管理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这样行政机构的偏好就将成为国家偏好。如近年来几次对出口退税的政策变化可见一斑，对出口贸易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高科技的、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产业倾斜，而缺乏竞争力的且属于低附加值的产品则开始不受鼓励甚至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战略上的变化。
在中国“国家主义”的贸易干预政策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它的实施也是强制性的，但其经济绩效却处在许多争论之中。贸易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适度的贸易流量管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外贸经营秩序的健康发展，但总的来说，这些决策指导原则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是低效率、非竞争性、福利损失，而且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挑战，故而在对利益集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现，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就存在综合各方利益的考虑，即需要与各利益集团博弈。
参考文献：
1、（美）格罗斯曼,赫尔普曼著;李增刚译.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