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2)
2017-06-23 01:01
导读：福利与道德的关系。常规是，经济基础有了，人们就有了道德的需求。所谓“温饱识礼仪”。但是许多人意识或感觉到，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情却比以前冷
福利与道德的关系。常规是，经济基础有了，人们就有了道德的需求。所谓“温饱识礼仪”。但是许多人意识或感觉到，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情却比以前冷漠了。这是因为惟利是图、贫富分化的原因。而国家福利提倡集体主义，提倡各阶层的团结，要求富有的帮助贫困有需求的人，这是对先富起来的人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文化的慈善，西方文化的博爱都论及了道德。人在贫困中谈道德是勉为其难的，所谓乱世出刁民等等。有了经济基础，就有可能活得体面些，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贫富差别仍存在的社会，对弱者的关爱，对社会的关爱，是一个社会的亮点。在一个极端私欲的社会中，一边是取得了大量财富的富人，一边是被社会遗弃的穷人，那么就会导致穷人的怨恨甚至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福利是有道德基础的。国家福利的发展不仅仅是无产者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是有产者愿意为社会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分配。这些行为的基础是道德。 福利和NGO、NP0的关系。当贫富差距存在，富人愿意为穷人捐赠或者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在中国，如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等。这些机构为许多愿意为穷人工作或募捐的人提供了渠道，为筹备更多的资源提供了渠道。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应急，它们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在福利上，许多领域依旧是国家的责任，需要国家负责。比如，教育是国家福利计划的—部分，国家应该统筹解决农村青少年失学的问题，慈善机构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来设立普遍的机构或者计划解决大面积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这些基金会的功能是给优秀的学生提供私立学校的奖学金或者大学人学奖学金，而这个基本教育是国家的项目应该是免费的。所以，国家必须负责，来通过税收整合社会资源。如果在二次分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在三次分配上解决。如果靠非政府组织解决大面积的常规性的问题，必然是国家的行政管理出了问题。而非政府机构是不能代理国家的功能的。因为它们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会和自由市场一样，会带来非标准化，带来混乱，甚至带来金融动荡。 福利与法律的关系。如果出现以上问题，必须要求国家制定有关法律，法律可以改变福利混乱的无序状态。过去曾经因为缺少资金，靠群众路线或者群众运动来搞社会福利和救助，但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应该是规范的法律社会，靠现代国家的管理规则来规划社会行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法制的国家，明确规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明确国家的责任与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法规明确了各种职责的界限，避免了执行的模糊。在职责与权力上需要有明确的界定。一个现代社会必须是法制社会。 社会福利与家庭的关系。北欧福利国国家承担了更多的功能，甚至取代了家庭的功能。有人认为福利国取代了家庭的作用，导致家庭解体。我认为福利国决不能破坏家庭。中国具有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功能很强。现代化的发展只是使家庭规模变小。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得到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不可丢弃，养老也被写入了宪法。这些传统的家庭福利功能，一方面巩固了家庭福利，这一符合人性的自然的规律，保障了家庭的温情；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家庭的功能不可被社会完全替代。不可否认，家庭福利是福利国政策的一部分。比如援助贫困家庭，解决社会服务问题等等。 社会福利与个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福利，国家更多地强调了个体依赖，个人负责。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国家的完全退出，把福利责任推给个人竞争，推给商业市场。国家福利保障了个人的尊严与体面的生活。在北欧，国家福利是一种公民的权利，提供给每一个人，这样的平面结构不给领取福利的人以耻辱的感觉。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也是如此，免费提供给每一个人。对于富人来讲，国家福利并没有缩减个人的自由，个人可以选择更昂贵、更个性化的市场服务。在社会生活里，没有绝对的个人的自由，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立在剥夺他人的基础上的，这个自由就必须受到限制。对于穷人来讲，市场经济下的福利体系强调了个人的责任，不能完全依赖国家。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在民族国家的大概念之下的。国家的大的政策必须规划个人的责任，让个人能够承受得起所承担的责任。但个人承受不起并处于无助的境地时，国家就要发挥作用。 福利与集体的关系。国家的福利强调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强调了集体的作用。西方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社会。西方福利国的建立是一种对集体主义的要求。而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是集体的文化，如农业社会的村落，历史上的保甲体制，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大队，今天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包括家庭。这些集体囊括了从经济到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承担福利的责任。这些集体不仅强调了互助，还在情感上给人以归属。 福利与组织的关系。中国有庞大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结构是世界一流的。村委会、居委会，社区都分别承担着福利功能。这种组织结构把人们绑在了一起，共度危机。这种组织不仅在平时提供福利功能，如农村的五保照顾、贫困户救济和城市的社区服务，而且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福利作用，如抗洪救灾、防寒救灾等等。比起美国南部的洪水灾害，这种结构体现了它的关键时刻的组织功能。但是，近年来，村落集体经济的衰落，对农村福利是一种潜在的破坏。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的方向。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各党派之间在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也是此起彼伏。时而社会民主的势力高涨，时而极端自由主义的优势占了上风。执政党在权利与势力之间徘徊。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它不像西方，各党之间的竞争和各势力集团的竞争此起彼伏；也不像东亚，多年资本主义的实践，缺少左翼的政党。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宣言。它不讳言自己的社会主义宗旨，也不讳言为了大多数人谋福利。其次，中国有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福利国家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与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容易接受它。既然如此，何不满怀理想向这一伟大目标迈进，把一个更完善的、合理进步的现代社会呈现于世? 参考文献： 陈佳贵等，2001：《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吕建德，2005：“发展性福利体制能否持续下去——若干的观察与评论”，《社会暨健康政策的变动与创新趋势：迈向多元整合的福利体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绍光，2003：“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北京：《比较》第七辑。 杨团，2005：《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研究报告》，中国
社会学网。 朱庆芳，2004：“发展观的改变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北京：《第二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