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管治毕业论文(3)
2017-08-13 02:13
导读：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3]JESSOPB.1998.Theriseofgovernanceandtherisksoffailure:thecaseofeconomicdeveloment.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55,29-45.
[4]LARDYN.1998.China'sUnfinishedEconomicRevolution.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
[5]WALDERA.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263-301.
[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withreferencetoShanghai.EnvironmentandPlanningA,31,1757-1771.
[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developmentinChinesecit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andRegionalResearch,20,330-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