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与李、杜、王(1)学毕业论文(2)
2013-07-14 01:18
导读：是王维天性木呐、生来如此吗？读过王诗的人都知道，王维其实是一个既具豪狭之气，又具儿女情长的人。倘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新丰美酒斗十千
是王维天性木呐、生来如此吗？读过王诗的人都知道，王维其实是一个既具豪狭之气，又具儿女情长的人。倘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游狭之诗呢？若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留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怀旧之作呢？是王维生活平淡、缺乏体验吗？读过王诗的人都知道，王维其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经历复杂的人。若非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身为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狭骨香”这类壮怀激烈的文字呢？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够留下“渭城朝雨
王维的母亲曾师事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三十余载，是一个笃信禅宗的佛教徒。王维本人则与南宗有着更多的交往，曾在六祖圆寂之后亲笔撰写《能禅师碑》。因此，他虽然仕途畅达，但却长期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就个人修养和造诣而论，王维不仅诗文、书画、音律样样精通，而且早年有儒家的抱负、中年具道家的风采、晚年得佛家的精髓，很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人格理想。因此，如果说李白的诗歌是借助道教的意象而导致的壮怀激烈、辉煌绚烂；那么王维的诗歌则是借助佛教的休养而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登峰造极的平淡之作便是其晚年在《皇甫岳云溪杂题》和《辋川集》中的那些山水田园诗。
在这里，所有的怀疑彷惶、急躁紧张、焦虑烦恼都不见了，所有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荣辱毁誉都消失了。从“人闲桂花落”到“深林人不知”，再从“空山不见人”到“涧户寂无人”，创作主体一步一步地退出了诗歌的境界，隐藏在大自然的春山明月、茂林修竹之中，伴花开花落而起舞，随碧涧红尘而飘荡。在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人闲”与“桂花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无须深究“夜静”和“春山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一切是那样的寂静，一切是那样的晶莹，仿佛那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蕴涵着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美……。难怪胡应麟感到“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呢！难怪沈德潜称其“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呢！原来，这便是“诗中有画”，这便是“画中有诗”；这便是“空”，这便是“寂”，这便是“禅”了。
因此，尽管王维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但其最大的才能莫过于在方寸之中显示宇宙的宏大、在空寂之中包容人生的无穷；尽管王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将佛家的境界转化为艺术的境界、将禅宗的精神转变为艺术的精神。这，便是“盛唐之音”的第二重旋律了。
与道教和佛教不同，儒家思想虽不是一种宗教，但却始终支配着唐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从而也间接地影响着盛唐时代的美学风貌。具体来说，“安史之乱”以前，此一影响主要表现为“边塞诗派”的崛起，而“安史之乱”以后则诞生了以“诗圣”著称的第三位文学巨人——杜甫。
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这一点，在“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的初唐四杰和刚健质朴的“边塞诗”那里已有了充分的体现。而到了国难当头的“安史之乱”，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被誉为“诗圣”的杜甫也便应运而生了。
杜甫与李白和王维的差异，既表现在文化资源的不同取舍上，又表现在历史境遇的不同感受上。就文化背景而言，杜甫是晋代名将兼宿儒杜预的后代，其家族具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因而很容易使其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入仕抱负。就历史境遇而论，杜甫比李白和王维晚生十一年，其主要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均在“安史之乱”以后，因而很容易使其产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济世情怀。因此，他的诗主要不是面向自然的，而是面向社会的；不是抒发个人理想的，而是描写时事苍生的。这也正是他被誉为“诗圣”的原因所在。
杜甫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要远比李白和王维更为丰富，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官吏，下至田父、船夫，都是他诗中的人物。社会的动荡，仕途的坎坷，使诗人在颠沛流离之中广泛接触到了下层生活，从而在《哀江头》、《悲陈陶》、《塞芦子》、《洗兵马》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中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期间民间的痛苦和不幸，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诗史”的意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里，他能够以一种真正的“仁者之心”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化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在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里，他能够以“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立场来痛斥人间的不平。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北征》）的描写，也有“请为老父歌，艰难愧深情”（《羌村三首》）的感伤；既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的叙述，也有“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的喟叹；既有“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冬狩行》）的劝谏，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期望……读之令人下千秋热泪、断百转愁肠。
杜甫的诗歌不仅在思想上极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情怀，而且在艺术上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美学严谨整饬的形式特点和沉郁顿错的忧患意识。
如果说，李白是以无限的激情冲破了有限的形式，那么杜甫则是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着无限的境界。杜甫显然比李白更讲究格律，但他却不像南朝及初唐诗人那样刻意求工、寻章摘句，而是将那些外在的规定积淀为内在的要求。正所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规律的探索自觉地服务于艺术境界的追求。相比之下，杜甫诗虽不及李白诗的宏伟、瑰丽，虽不及王维诗的含蓄、隽永，但却自有李、王二人所不具备的雄浑、深沉。他的作品虽然苍凉，但绝不凄惨；尽管悲怆，却毫不绝望。在那“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压力面前崛然而起的雄健之风；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危难面前从容不迫的阳刚之气。这胸襟，这气度，非盛唐诗人所不能具有，非盛唐作者所无法驾驭。所以，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将杜诗排斥在“盛唐之音”以外的作法（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应将其看成是“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
总之，如果没有道、佛、儒这三大文化资源的长期酝酿，就不可能有三重旋律的“盛唐之音”，也就不可能有李白、杜甫、王维的各领风骚。抛开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不谈，三大文化资源在他们身上的审美体现也是极具特征的。从创作过程来看，如果说李白仰仗的是天才，是“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杜甫：《不见》）；杜甫依靠的是勤奋，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王维则凭借的是悟性，是“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王维：《终南别业》）。从创作结果来看，如果说李白以激情胜，如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杜甫以功力胜，如老吏断案、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又不失法度，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维则以境界胜，如霁云微雨、古潭幽涧，令人气静而神宁，所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王维：《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从美学风格来看，李白的诗善渲染、善夸张，能够把微小的事情搞得轰轰烈列，将些隐蔽的情感弄得沸沸扬扬；杜甫的诗善凝聚、善浓缩，能够将包罗万象的世界汇集为只言片语，把错综复杂的情感表述得井然有序；王维的诗则善隐藏、善含蓄，既不像李诗的天马行空，也不像杜诗的力透纸背，而是要在天外行马、纸外写诗，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简言之，李诗注重自我的情怀，杜诗注重外界的物象，王诗则物我两忘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诗是高粱二锅头，提神醒脑；杜诗是曲香老酒，口感绵厚；那么王诗呢，或许是一杯无色无味、晶莹剔透，而又不乏微量元素的矿泉水，同样上得了大席面……。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是扬李抑杜还是扬杜抑李的争论几成公案，然而以审美文化的宏观视野来看，正如儒、释、道同兴并举的局面是古代社会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一样，李、杜、王各放异彩的盛况正是古代艺术不可逾越的峰巅。这个峰巅不叫别的，它名之为“盛唐”！共2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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