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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2)

2013-07-15 01:12
导读: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6]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27],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 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29]明人黄佐(1490-1566)编辑《六艺流别》,“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30]以为:“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31]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32]。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艺术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总结,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年10月22日定稿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著录的传主著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3121)亦可为证。 []《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卷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卷52,页1724)。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后汉书》,卷80上《王隆传》,页2609 []《后汉书》,卷80上《李尤传》,页2616 [11]刘师培云:“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16。据《诗赋略·序》所云,赋之起始,是“贤人失志”而抒怀,而歌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为起始。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云:“《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章炳麟:《章氏丛书》(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本,1981)。 [1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3,《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本。 [13]伏俊琏据此,进一步从文体的体性特征着眼,认为:《汉志》(按,应为《七略》)主要根据赋作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对其价值进行评判,并据此分为四类:屈原赋类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陆贾赋类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赋类譬喻象征方式不同;杂赋类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讽谏之义微乎其微。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考》,载《文献》2003年第2期,页25-35。文中言其另有《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一文,待刊。 [14]刘师培:《左盦集·汉书艺文志书后》,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宁武南氏1934年校印本,1997)。刘师培《论文杂记》又以屈原赋类为“写怀之赋”,陆贾赋类为“骋辞之赋”,荀卿赋类为“阐理之赋”。 [15]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顾实受姚氏、刘氏、章氏启发,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中进一步提出:屈原赋类主抒情,陆贾赋类主说辞,荀卿赋类主效物,杂赋类多杂诙谐。又参见程千帆:《俭腹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之标准”、“《汉志》杂赋义例说臆”等条。 [16]虞挚:《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全晋文》卷77 [17]陆机:《文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17,页243 [18]刘勰著、范文斓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1《原道》,页1-3 [19]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页1 [20]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关于《文选》的分类,另有37类、38类的说法,兹不赘述。 [21]其中谥册文、哀册文原分二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谥哀册文”一类,误。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2 [22]其中表、书奏、疏、奏状各为一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表奏书疏类”,误。见该书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4 [2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漏列“论谏”一类(页497-498),故称58类,误。 [24]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未将原文附录的敕榜、笏记、口字咏、藏头诗、上牌文、密词等单列,故称121类(页498-503),误。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即自称全书分文体为127类,见《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7 [25]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26]均见《文心雕龙注》,卷3,页254-256 [27]《文选》,卷52,页720 [28]《文心雕龙注》,卷1《宗经》,页22-23 [29]郝经:《续后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6《文艺志·文章总叙》。 [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卷192《六艺流别》提要,页1746 [31]黄在素:《六艺流别序》引,黄佐:《六艺流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欧大任刻本),卷首。 [32]关于文体风格学历史发展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82-98 [33]《文选》,卷52,页720 [34]《文心雕龙注》,卷6《定势》,页530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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