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博《诗论》简论“文王”看《诗论》的承传(2)

三

关于《诗论》的作者主要有以下几说：

孔子说  马承源先生在整理时依据《诗论》中的合文，将竹书定名为《孔子诗论》，认为说诗者是孔子。晁福林的《从王权观念的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则认为上博《诗论》的内容出自孔子，而撰写文字则是其弟子手笔。

子夏说  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李氏认为：“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5]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姜广辉[6]、彭林[7]、江林昌等，其中江林昌持说尤为肯定，并为此写了一组文章，《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又《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页100－118）、《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中国哲学》第24期）、《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上海大学2002年7月）。

子羔说　李零在《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简帛研究网站2002，01，04）中，曾论及《子羔篇》与《诗论》的关系。廖名春也由此着手，通过对留白简与满写简的考察，认为《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中既有孔子之说，也由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8]

孔子弟子，但不能确定为谁　陈立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孔子曰”、“子曰”、“夫子曰”含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体现了说话者与孔子关系的亲疏。而《诗论》中只有“孔子曰”，抄写者“应属于孔门再传弟子之记载，至于究竟为哪位再传弟子所为，则难以明确断定”。[9]

非孔门诗传说　郑杰文比较了竹书《诗论》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孔子诗说，认为二者在解诗观念及解诗方法上均有很大的差异。从而认为“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不是孔子，而是一位虽受孔子早期《诗》学观影响，但主要是接受春秋官学‘以《诗》为史’的《诗》学论说的作者所作”。[10]

诚可谓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上文我们论述了《诗论》与思孟学派学派的关系，尤其与简帛《五行》的关系，似乎也可为我们推测《诗论》的作者提供一种思路。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曾批评子思、孟轲的五行学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于后世也。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于此言及子游，似乎思、孟为子游后学。关于这一点，先秦典籍缺乏记载，难以详考，但仔细推绎，子思受业子游也不无可能。一、《韩非子·显学》没有提到子游学派，但《荀子·非十二子》却提到“子游氏之贱儒”，说明子游学派是存在的。二、荀子的记述当有其依据。《礼记·礼运》，有人认为是子游门人之所记[11]。《礼运》篇大谈“五行”，如，“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又说人是“五行之端”等等，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或导源于此。同时子游说“善”、“恶”存乎人心，是“心之大端”似乎又与后世儒家的“心性”学说有关，而其对人的正面肯定也与孟子的“性善”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三、《论语》明确记载子游以“文学”著称，子思作品与“文学”关系密切。以《诗》为例，上文引梁人沈约语，言《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今本《礼记》引诗共88处，其中《坊记》14处，《中庸》16处，《表记》18处，《缁衣》22处，占了近80％，这绝非偶然。《礼记·檀弓》中多引述子游之语，且多褒扬，所以人们推测《檀弓》也是子游后学的作品。其中有一段文字对于我们考述子游与思孟学派的关系非常重要。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一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犹，犹斯戚，戚斯叹，叹斯舞，舞斯踊，踊，愠之终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在“礼记·檀弓下》“愠斯戚”下注“此喜愠哀乐相对，本或于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对照简文，陆德明的推测是正确的。《礼记·檀弓》既然明确记载这段文字是子游之语，则属于思孟学派的郭店简，乃至马王堆帛书、上博简与子游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从《檀弓》及《性自命出》来看，子游不反对“情”，但其“以礼节情”的观点，与《诗论》简在遵礼的前提下，以“情”、“志”论诗主张是一致的。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另外，《论语·子张》载子游曾讥讽子夏逐“末”而舍“本”，而子游之“本”大抵即《论语·阳货》所载其任武城宰时所推崇的“道”以及政治上的“大同”、“小同”思想。“大同”、“小同”思想的表述见《礼记·礼运》。崇“本”可以看作是子游对儒家典籍进行道德阐释的思想路线，与《诗论》相通。另外“大同”、“小同”思想在郭店简中也有所反映，如《唐虞之道》歌“禅让”。所以康有为称子游后学有子思、孟轲，为孔道大宗。[12]姜广辉先生则称子游、子思、孟子为早期儒家中的“弘道派”。[13]至于子思与曾参的关系，章太炎先生在《征信论》中已有驳正。当然这并不排除子思曾受曾子影响，荀子批思孟学说也说其“闻见杂博”。曾子、子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鲁、卫，曾子影响子思也很有可能。

帛书《五行·说》中又两次引了“世子”的话，说明世子也传子思之学，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14]。关于世子，《论衡·本性》篇：“周人世硕”，《汉书·艺文志》说世子“名硕，陈人也，七十子弟子”，此时陈为楚灭，故世硕实为楚人。以楚人而传学于楚地，则子思学派的作品频频出土于楚墓，也在情理之中。帛书《五行·说》中所引世子之言，一为“世子曰：人有恒道，达……”一为“世子曰：知轸之为轸也，斯公然得矣。轸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都是围绕着“道”而说，与子游崇“道”同，这也可为世子传子游、子思之学的一个表征。

总之，我们认为，《诗论》与子游学派关系密切，传《诗论》的有可能是子游及其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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