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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刊物的宗旨可见,“论语派”刊物的方针其实一直都在走一条宏阔的路线。从提倡一种写作风格,到提倡一种文体,再到反对一种虚伪的文学现象,刊物的宗旨越来越宏阔,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但尽管有着一种模糊化的倾向,这三种文学刊物却还是保留着明确的宗旨,彰示着一种内在联系的文学理念。正由于此,林语堂及其同仁才被称为“论语派”,并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纯文学一道,被视为《语丝》同仁分化后形成的三极。可是到了《西风》,“论语派”的刊物理念就彻底淹没在了纷繁的杂志内容中,以往那种预设宗旨的办刊理念也近乎不存。
《西风》的发刊词中,林语堂对比了中西杂志的优劣,认为中国杂志无论在取材、文体以及发行范围上都不及西洋杂志;同时又对中国杂志的创作群体感到失望,“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并认为“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开一路径”。[3] 遂创办《西风》,并将“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作为杂志的标语。 大学排名
按照《西风》编辑的自述,这份杂志承载的功能就是翻译介绍西洋杂志文字,给中国杂志作一个样板。但细究起来,我们很难明白林语堂们到底要描绘一个什么样的图景。西洋的杂志究竟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精华,首先选择的标准就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杂志的种类极多,《西风》到底是为哪种杂志提供样板?这些都语焉不详。按照他们所列的栏目,是想做一个万花筒式的大杂烩。不论是西洋的医学、社会、生活、教育、政治、军事、文学、娱乐等哪种杂志,只要编者看上眼,都编选进来。以此来看,《西风》确是想为“中国杂志开一路径”,几乎每一种类的杂志都能在这里找到西洋杂志的范文。可是翻开《西风》,发现“专译西洋杂志文字”的刊物,在其最重要的头条栏目“专篇”中,却几乎没有西洋杂志的文字,而是编辑部的老朋友们如老舍、徐訏、李金发、冯至、沈有乾等人的创作。长篇连载栏目大部分被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以及他翻译的中国古典小品如《浮生六记》、《幽梦影》等占据。再加上“冷眼旁观”中的短评、“征文当选”中的征文、“西风信箱”中的来往信函等,同仁自己创作的文字占去了《西风》版面的十之四五,使“专译西洋杂志文字”的初衷大打折扣。译作并用、杂而不专是否是中国杂志的新途径,编者也按下不表。一向高标旗帜的“论语派”在《西风》上把自己的办刊理念彻底掩盖在了纷杂的内容之下,只能以“贴近人生”这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来宣扬自己。
三、刊物内容的世俗化转变
“论语派”的刊物之所以在杂志如林的上海滩红红火火,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的定位准确。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仅次于东京的远东第二大城市,市民团体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上海人员众多。“论语派”的刊物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市民的身上,努力把文人化的创作贴近市民的生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虽然编者有意识地走市民化路线,可刊物庸俗化的恐惧一直是“论语派”同仁心头的阴影。不仅追求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纯粹性的京派文人对此多有批评,就是“论语派”同仁自己,也从未放弃过大众启蒙的潜在欲望,而一直进行着对读者进行规训与提升的努力。林语堂认为,“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9], 主张“以作者的经验,拿来与读者研究做人的道理”,还宣称“我们认定杂志除了是一种教育工具兼消遣品之外,还有领导读者的责任”[3]。启蒙者的使命感让“论语派”的文学刊物虽侧身于大众路线,却终未成为市场化的产品,并能与一些京派文人在此合流。
到了《西风》杂志,尤其是后期,刊物的内容就完全转变成了一种世俗文化。罗兰·巴特曾提出这样的概念:文本中的“读者式”倾向与“作者式”倾向。巴特认为,有这样两种读者,一种读者倾向于把文本的意义当成既成的意义来接受,这是一个消极的本质上被规训了的读者;另一种读者则不断地去重新书写文本,从中创造出新的意义。巴特主要从文学作品出发来阐释这两种读者倾向。从《论语》到《宇宙风》,“论语派”也在逐渐把读者从“作者式”转为消遣性的“读者式”的阅读群体。约翰·费斯克在巴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它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文本”像“读者式文本”一样容易理解,同时也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10] 《西风》的文本内容最大变动,在于把三大文学刊物中的“读者式文本”变成了“生产者式文本”。最能说明读者亲自参与《西风》杂志生产的,就是“征文”的举行和“西风信箱”栏目的设立。杂志刚刚办到第19期的时候,西风社就以“为实践提倡西洋杂志文体起见”为名进行征文活动,设立的题目极为宽泛,有“疯人的故事”、“私生子自述”、“我的家庭问题”、“我所见之低能儿”等四个,到后来则以“我的……”为题,内容之宏大使之近乎虚设,季镇淮的《黑儿生活断片》、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就是其中的浪花。而且刊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征文,“三周纪念”,“复刊纪念”,“九周纪念”,最后仅以“征文,再来一个”为名。对于入选之文,刊物也是腾出篇幅,杂志后期还将获奖的文章放在每期的头条位置。而在“西风信箱”中,非但可以提出自己的各种困惑,如失恋、家庭不幸之类,还可以询问健胃之道、避孕之法,也可以尽情攻击社会的阴暗面,甚至可以在此寻妻,每种问题,编者都能大篇幅回答,彻底地成为与受众互动的平台。征文活动和信箱的开设,让读者极大地参与了杂志的建设。可以说,世俗大众成了《西风》杂志另类的编辑,在这些篇幅中,是他们而不是编辑在主导着刊物的方向。不但在“论语派”的刊物中,就是在整个新文学的刊物上,读者这样规模地参与杂志,都是不多见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西风》曾经说过“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决不以低级趣味的东西去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而且要“使《西风》日臻完美,成为人人可读,人人爱读,人人必读的杂志”。[3] 其实,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相悖的。读者大规模地为杂志创造“生产者式文本”,固然完成了作者群体由文人向大众的转化,但也必然使杂志转入世俗。当然,《西风》转入世俗的大众文化路线无可厚非,但“论语派”刊物观念的新变动却值得审视。
后期的“论语派”刊物,尤其是上海成为“孤岛”以后,《西风》、《宇宙风乙刊》、《西风副刊》等杂志在上海大众期刊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论语派”后期刊物理念的变动,不但是其流派自身的一个新动向,也直接或间接地规定着当时乃至沦陷以后上海文坛的大众化市场。
【参考文献】
[1]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85.
[2] 林语堂.关于本刊[J].人间世,1934,(14):1.
[3] 林语堂.发刊词[J].西风,1936,(1):1.
[4] 老舍.西风周岁纪念[J].西风,1937,(13):3—5.
[5] 林语堂.说《小品文半月刊》[J].人间世,1934,(4):18—21.
[6] 周劭.向晚漫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 林语堂.缘起[J].论语,1932,(1):1.
[8] 林语堂.发刊词[J].人间世,1934,(1):1—2.
[9] 林语堂.且说本刊[J].宇宙风,1935,(1):1—2.
[10]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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