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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专家张锦池先生将《西游记》与李贽的《焚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焚书·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种‘童心’说作为一种人性观念，李贽用以反对程朱理学的天命之性说，称颂人的一种未受官方御用思想浸蚀过的天真纯朴的先天存在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所谓要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天性。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李贽用以反对一切虚伪、矫饰，反对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孟在内。作为一种文艺观念，李贽用以作为创作基础和方法，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试看《西游记》中孙悟空身上那种恍若与生俱来的要求自由平等的天性，特别是在花果山时期那种作为‘大自然的儿子’的形象，不正体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吗？”⑤这种藉“童心说”来分析孙悟空，借同时代先进思想家的学说来分析优秀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其方法和结论，都是很精辟的。
关键在于，“大自然的儿子”终于转变为“御弟”唐僧忠心耿耿的大弟子，原先那颗纯真的“童心”终究被等级制所污染和摧残。我们上面已经论证过，孙悟空的悲剧诚然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但我们毕竟也不能认为，孙悟空那颗天赋“童心”，在西天取经路上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事实上，孙悟空越往西天目的地行进，“童心”就越受制约，越益淡薄，直至完全泯灭。
这里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即西天取经的“经”，到底是什么货色？倘若如来令唐僧师徒四众万里迢迢千辛万苦从西天取来送往东土大唐的佛经，果真能拯救万民出于水火，那么西天取经的评价又当别论，因为着眼于社会效益，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孙悟空一己自由平等之丧失也还是值得的。但《西游记》并没有提供这样确凿的情节。另外，吴承恩也无意在《西游记》中阐发佛经的哲学文化价值。怎样认识唐太宗这类君王，怎样评价如来为代表的佛界最高领袖，作家倒是给了读者一些提示的。
第十回有一段绝妙的情节。唐太宗夜梦泾河老龙求救，他答应设法绊住魏征，不让魏征脱身去监斩老龙。不料魏征在与唐太宗下棋时，倒头睡去，梦斩老龙。老龙阴魂告到阎王殿，阎罗王差鬼使“请”唐太宗到阴司三曹对案。唐太宗到了阴司，原先被他阴谋害死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都来揪打索命，那些枉死在李世民手中的“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都向李世民高呼“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作者在这里巧妙地谴责了李世民这类封建帝王是在阴谋凶险大屠杀的血泊中浮上皇位的，戳穿了这类英明君主的伪善面目。后来，幸亏魏征的故交、前礼部侍郎崔珏，现任郢都掌案判官，得到魏征传书求情，为唐太宗解围脱难，又增添了二十年阳寿。这真是一段生花妙笔写成的天下奇文！唐太宗的阴险毒辣而又卑微低下，崔判官的因私废公徇私舞弊，十殿阎王的利害交通昏聩失察，构成了一个漆黑一团的魍魉世界，哪里有公道，哪里有正义？！委命“御弟”唐僧去取经来“普渡众生”的唐太宗，本身居然是个暴君、伪善者、“走后门”专家、“以权谋私”的头号人物，那么他委派唐僧去取经以拯救万民，岂非十足的骗局？这是一个浸透了作家独特的审美观的批判性的艺术形象，是作者对封建帝王本质的概括，当然无须用历史上唐太宗这个人物来与之对照检验的。
第98回描写唐僧师徒四众在灵山雷音寺取经时的波折，就更是一段妙不可言的讽刺绝品。唐僧等人因无钱无物向如来贿赂，如来的忠实奴仆阿傩、迦叶就千方百计地刁难他们，先传给了他们假冒伪劣的“无字真经”，差点断送了师徒四众万水千山来求经的诚意。后来孙悟空将“官司”打到如来佛面前，如来居然无耻地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后来，到底让阿傩、迦叶将唐僧手中化缘的紫金钵盂强索了去作为“人事”，才将“有字真经”给出。请看，如来在这里到底是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佛祖呢，还是唯利是图蝇利必得的奸商？在这里，佛教经典的虚伪实质暴露无遗，佛祖的庄严宝相由自己剥落殆尽。猪八戒对此评论道：“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连猪八戒都有了切身的体会，只不过他的体会还十分肤浅罢了。
要言之，唐太宗是这样一位皇帝，如来是这样一位佛祖，他们的一切同真诚、善良、美好是那样格格不入。但被迫放弃了“童心”的孙悟空却必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执行他们旨意，到头来锐气丧失、斗志泯灭，却被如来封为“南无斗战胜佛”、总算挤入了佛界最高领导集团，在总共63把交椅中，坐上了第48把交椅，居然位置排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佛的行列中“叼陪末座”，却又比一切菩萨要靠前。定位于此，这对于原先最深恶痛疾等级制的孙悟空来说，到底是安慰抑或是讽刺呢？
从反对等级制的无畏斗士到享受等级制实惠的“南无斗战胜佛”。孙悟空头上当然再也没有“紧箍咒儿”了，但其时他早已收起了“金箍棒”，高坐在莲台之上，跟着如来诵经念佛，再也不会为自由平等去拼搏去格斗了，因为他走完了自己异化的全过程，“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⑥
哀莫大于心死。孙悟空，你那颗曾经激烈跳荡的“童心”，还再能复■吗？
三
中外文学史上，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经典或传说中汲取题材，以神魔的形式来描写敢于向旧传统旧制度挑战，争取自由平等的艺术形象并不鲜见。
大概比吴承恩晚一个世纪的约翰·弥尔顿就是这方面的大手笔。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弥尔顿，在双目失明的恶劣境遇中，完成了三部都取材于《圣经》的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三部史诗杰作最值得称颂最振奋人心的当首推取材于《圣经·创世纪》的长约一万行的史诗巨篇《失乐园》。
《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如何失去上帝的恩宠而“堕落”的。失乐园这个故事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弥尔顿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作了独创性的改造，使整部史诗闪烁着强烈的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光彩。
贯串史诗的尖锐矛盾，是上帝和魔鬼撒旦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亚当和夏娃身上。在上帝的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完全蒙昧地生活着，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七情六欲，当然更没有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爱的追求。是魔鬼撒旦“引诱”（实质上是启发）他们偷吃了“禁果”，使他们开始了觉醒，分清了智愚善恶，萌发了彼此热烈相爱的恋情，迈开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步伐。上帝对此勃然大怒，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贬往人间赎罪；对“蛊惑”亚当夏娃挣脱上帝桎梏的魔鬼，则是大举讨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上帝与撒旦的斗争，实质上是规范亚当夏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斗争。上帝的逻辑是，亚当与夏娃应当愚昧无知，在伊甸园中什么都不过问，一切服从上帝的旨意。撒旦则要亚当和夏娃，争取自身应有的价值，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怀疑旧的传统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并进而向它挑战，这当然是旧传统旧制度的代表者所绝不容许的，冲突必然不可避免。上帝同撒旦的矛盾冲突与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佛同孙悟空的矛盾冲突，其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就悲剧形象的创造来看，撒旦和孙悟空也十分相象。《失乐园》中的魔鬼撒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史诗中的撒旦，体格魁伟、意志刚强，同上帝展开了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尽管失败了也不气馁，被打入地狱，仍然激励伙伴们发扬叛逆精神，树起必胜信心。他不能忍受屈辱的奴才地位，自立为王，继续与上帝抗争，骄傲地宣称：“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恩格斯就此称赞弥尔顿创造撒旦的功绩，认为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辈”⑦，在反对旧传统旧制度，追求自由平等这一意义上来说，魔鬼撒旦和孙悟空的追求目标价值取向十分吻合，他们失败的悲剧也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几乎共同的原因，而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也都各各体现在自己的艺术形象上。所不同的是，作为清教徒革命家的弥尔顿，其思想政治视野毕竟要比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者吴承恩要来得开阔和高远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7世纪的欧洲，又大大不同于中国的明代中、后期，因此魔鬼撒旦失败了仍在坚持斗争，孙悟空却被“定位”在佛界最高层的第48把交椅上，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都没有超越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因而也不可能塑造出脱离他的时代的艺术形象来。
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失乐园》中的魔鬼撒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怎么说都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孙悟空形象的方方面面足以组成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本文并非全面论析之作。更何况先贤和时彦们的成果，已经足以令人望而却步。
但大抵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民间，那神通广大的金猴形象太深入人心，在世代流播的过程中，始终不减他那神奇的光彩，因此人们很难接受孙悟空是悲剧形象的观点，这种心理，天长地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定势，以致说孙悟空是悲剧形象似乎就是对他的亵读。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故此，在研究孙悟空形象的累累硕果中，执著于他是个悲剧形象的宏文精论似乎不多，就这个形象悲剧内涵进行文化深层意义的挖掘者，更寥若晨星。
拙文就奢望在专家学者们的煌煌成果的夹缝中，艰难地走出一条羊肠小道来，就形象本身的轨迹来探讨他的内涵，返璞归真是矣！无论孙悟空也好，其后的煌煌巨著《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也好，由“猿”到“人”，但他们的悲剧却在于“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⑧。以唯物史观来看，孙悟空和他的晚辈宝黛，都还没有资格代表一种足以冲决旧的生产关系的新兴生产力，因此他们活泼泼的生命到头来只能填到历史的沟壑中去。他们也曾奋力跳跃，但终于没有超越过去。
拙文行将结束时，想说明两点：
一是强调孙悟空是个悲剧形象并非否定他。且不谈大闹三界的英雄业迹，即就西天取经的“童心”异化过程中，即使在孙悟空深陷在不得不服从神仙佛联盟意旨的悲剧中，他所体现出来的“敢问路在何方”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⑨深陷悲剧的孙悟空，仍不失为悲剧的英雄！他的身上仍闪烁着中国脊梁的光彩！
二是指明吴承恩世界观与创作观的局限，又绝不能苛求他。相反我们应当深深缅怀和感谢他的不朽业绩。至少用神魔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现实，将历史悲剧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且具有久远的艺术魅力，吴承恩之后尚未有出其右者。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即如今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创作思想和批评武器的作家批评家们，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们，何尝不能指出我们今天的局限？更何况，类似孙悟空这种永存魅力的艺术形象，今天又有几多面世，而又扎根在读者的肥沃心田了呢？
注释：
①见刘耿大《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载《西游记研究》，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②⑥⑧见鲁迅《坟·灯下漫笔》。
③见朱彤《论孙悟空》。
④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347页。
⑤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第217页─218页。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第421页
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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