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著评述(1)学毕业论(3)
2014-02-24 01:27
导读：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则更多地显示了撰著主体在理论架构和叙述方式上的创新与突破。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66万字)、结构最宏伟(三卷十七章
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则更多地显示了撰著主体在理论架构和叙述方式上的创新与突破。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66万字)、结构最宏伟(三卷十七章)的散曲通史。著者颇有创意地采用“块面式”的结构方法,以散曲形式的发生发展、散曲文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流变、散曲作家个体创作史为三大“块面”,立体地展现散曲文学的发展史。著者为散曲学创始人任中敏晚年的入室弟子,在散曲领域可谓积学有素,因而使得本书不但资料丰富,而且论述细密,体系的建构亦井井有条。第一卷《散曲形式发展史》,以五章的篇幅详细探讨北曲之渊源与形成(包括北曲调名与体制)、南曲之渊源与形成(包括南曲之渊源与南北的之分渠、南曲体制之演变)、南北曲之格律和散曲之篇制(包括小令与套曲)、散曲之语体形式等问题,对散曲的形式体制作了较为深入、全面和系统化的描述。第二卷《散曲文学潮流史》由上、下编构成,上编“散曲文学的总体特征”,从“避世思想”和“玩世
哲学”两端分析散曲文学精神的构架及其成因,又从“风力”、“情采”、“物色”、“辞藻”四个方面阐发散曲文学的审美构成;下编“散曲文学潮流史”则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描述了散曲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第三卷《散曲作家创作史》以个体作家创作为主,介绍评述了从元代到清末七十多位有影响的散曲作家的创作情况。应当承认,此书的问世,不但使散曲文学有了第一部体例完备、论述周详的通史,而且为分体文学史撰写方式的更新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中国古代散曲史》的作者还具有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此书出版之后五年,当出版社要开机重印之际,作者写了一篇很长的《重印后记》,对这部散曲史在学术上的得失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他指出了如下四点: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一、“本书的意图是以今存散曲的形式为研究的主体,从而建构较传统曲学更加切实、具体而丰富的当代曲体学。”“但是,这种形式本体论的研究方法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说需要一个重要的补充:即将曲体的发生、发展与流变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从社会
生态学的角度,展现生动的、丰富的‘人的创造’活动,从而使曲体形式发展史成为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味的文化史。要达此目标,必须做细致、艰苦的材料勾稽工作,深入考察民间文化圈与上层文化圈的文化活动及二者的交叉影响,进行曲体学与
社会学、文化
人类学、文化传播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曲体发展史呈现为一种更加真实、生动而血肉丰满的历史过程。”也即是说,本书在考察散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发生发展时,尚未能充分联系社会文化背景,使之成为更有意味的文化史的研究,尚只是作孤立的艺术形式发展史的描述,而未能作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尤其是未能深入考察古代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交叉影响(这是散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关键),因而此书尚未能使散曲发展史呈现为具体丰富的文学——文化历史过程。
二、“本书对南北曲的音乐基质、曲体形式的差异作了较详细的阐释,亦提及了‘北曲南移’现象,但对这一现象及南北曲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则论述得不够充分。”
三、“本书论述了小曲的性质、小曲的艺术风貌及其对文人们的影响,但对小曲的形式意味认识不足”,而实际上,小曲“是研究曲体形成史极有意义的参照,对研究民间层的‘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理应加以必要的展开和深入一步的研究”。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四、“本书对‘流派’不免过于冷淡,尤对文学的地域性特色论述得不够充分,对不同阶层的文人群体,亦未给予足够的、总体性的阐述。虽然本书对这些有所考虑并在写作中有所兼顾,但显然是不够”。由于这种“不够”,导致“本书第三卷作家创作史研究总体布局上的某种平面化的不足”。
除了作者自己认识到的以上四点以外,我们认为此书最大的不足是未能认清和处理好散曲文学潮流史(指散曲审美特征、文学精神及艺术流派的演化史)与作家个体创作史之间的关系。文学潮流的演化,与作家的创作密不可分,事实上审美倾向、文学精神的产生和变化,就是由具体的作家、作家群和流派的创作活动来实现的,二者几乎是二而一的交融关系,绝对地将它们划分为两个块面,本就有割裂之嫌。较恰当的办法是将此二“史”合为一史来写,以“潮流”为纲,带出具体作家创作史,立体地、全面地展示散曲文学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如果在“潮流史”中已经充分展示了各时期、各流派作家的活动,则无必要再写“作家创作史”。如一定要分之为二,则在“创作史”部分仍应以“潮流”之发展演变为描述之背景和线索,将具体作家的介绍评论有机地贯串于“潮流”之中,以与“潮流史”互相呼应,互为补充。这样才能使三大“块面”浑然一体,共同展示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散曲通史大系统。像现在的写法,第三卷就成了较为薄弱、较为缺少理论意识和规律性论述的部分,与传统的“点鬼簿”式的作家作品罗列没有多大区别。从体例和目录上看,第三卷与前二卷亦甚不协调,描述方式与行文风格大不相同,以致这一卷不大像“史”,而更像作家评传汇编或“散曲作家小辞曲”。指出以上不足,丝毫不是要贬低和否定此书的研究成果与体例创新,而是说明:我们在进行文学史新的理论架构和表达方式之探索时,需要周密地思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立足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来营构创造,方能有较为圆满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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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扬、杨东甫的《中国散曲史》比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晚出四年,体例和框架却较陈旧;其字数29万,不及后者之半,基本上只是一部作家创作简史。不过此书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获,即将民国(1911～1949)纳入散曲史序列,并定位为“回光返照”阶段,对之进行了基本的论述。著者在书中指出:“对中华民国在
政治上如何评价,这是另一回事,但它作为一个朝代(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代之)的存在,乃是不容否认无法抹杀的事实。一个时代自有该时代的文学。本书既以分朝代依次叙写的方式构筑中国散曲史框架,则自元、明、清三代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的散曲文学,理应作为独立的一章有所交代,以结束中国散曲史之最后一页”(第339页)。在本书第五章中,著者不但对民国散曲“有所交代”,而且还通过对卢前、吴梅、周梅初、于右任、陈栩等等优秀作家的评介,论证了其“并不逊于清散曲”的成就。由此可见,本书不但解放了思想,而且填补了散曲史上的重大空白。在散曲通史领域填补空白的力作尚有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②]。此书详细考察了自元代至20世纪30年代散曲研究的历史,反映出了中国散曲学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学术特征,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
相对于通史领域而言,新时期散曲断代史的研究与撰著成就要小得多。其中的扛鼎之作,当推赵义山《元散曲通论》(巴蜀书社,1993)。此书在框架构筑和理论表达上皆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过去的文学史多将元散曲的发展简单而笼统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书则将其细致准确地划分为演化期、始盛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二是过去述元散曲史多只平面罗列单个作家,本书则加强了对流派和作家群的考察论述。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散曲史研究与撰著中,视野在扩展,学术在进步,研究者在不断地探索、开拓和创新。有了这样的基础,新世纪的散曲史研究与撰著将会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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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前《散曲史》有蜀中三十年代印本,标“国立成都大学印”,篇末有著者跋,署“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山东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藏本。
[②]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正篇),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续篇),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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