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辽金文学宏观研究述论(1)学毕业论文(2)

    对辽金文学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早在元、明、清三代就已有人研究和总结了。大致看来，元、明人对当时新兴起的通俗文学艺术评价较高，如刘祁《归潜志》和徐渭《南词叙录》对北曲的评论，朱权《太和正音谱》、张羽等人的《董西厢》序、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董西厢》的评论。相对而言，清人则对其诗文比较推崇，他们编《辽诗话》、《全金诗》和《金文最》便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辽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地位，20世纪前50年学界就有分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辽“建国凡二百余年，然文物则绝鲜可称者”，“或这个北方民族，原来对中原文化便不甚着意，所以，强占据中国北方至二世纪，却一点也没有什么文学上的重要成就”。而刘溶池于1947年10月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辽代文学简论》一文则指出：人们往往把辽、金、元文学连贯讲述，而且对辽代或略而不提，或一掠而过，这种轻视辽代文学的作法是错误的。顾敦＠①《辽文学》从辽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和作用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地位。该文指出：辽亡后，才智之士或入宋，或入金，入金的文人“以高文化加入低文化，如酵入面，就表现他们的力量来了。他们的工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限于结束过去，还要开拓将来。他们以前辈的资格，扇新朝的大风，再垦殖，再灌溉，于是金文苑中又开出鲜丽馥郁的花朵来了”。辽代文学的创作水平固然不高，但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还是得到学界承认的。继顾敦＠①之后，60年代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说：“辽代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在于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哺育了一批作家。”米治国《辽代文学初论》一文指出辽代文学对金、元乃至明、清文学，对国外如日本、朝鲜的文学都发生过某些影响，应有一定的地位。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辽代文学的成就、价值和地位。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前言说：“辽诗同唐、宋两代的诗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自然都要逊色得多。但它毕竟拥有相当可观的诗人诗作，毕竟反映了大辽一代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风貌，再现了塞外漠北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契丹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俗和豪爽粗犷的民族性格，值得我们珍视。它对金诗的发展，也起了催化作用。”张晶《辽金诗史》认为，应突破“文本”的限制，不能从数量的多寡来判断一个时期文学发展水平的高低。他结合辽诗的发展提出，要看到辽诗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辽诗为中华诗史所吹嘘进的清新之气、带来的生机，正确评价辽诗在中华诗史上的地位”。他在《辽金元诗歌史论》中还指出：辽诗体现了异质文化交融带来的生机，冲破了诗歌传统中过多的文化层积，呈现出生新质朴的艺术精神和特质，成为金、元诗歌的一个有异于唐、宋诗的源头。人们历来对金代文学的评价要比对辽代文学高得多，尤其是对其俗文学。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称诸宫调是说唱文学艺术形式中“最伟大的一种文体”，在宋、金、元三代的民间有极大的势力，“成了金文学最大的光荣”；金代戏曲是新创制的文体，“对于元代戏曲有极重大的贡献”。郑说可谓的论，元杂剧并非偶然突起，而是长期艺术积累的产物。周惠泉《金代文学论》说金代文学“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北人具有刚健粗犷的气质，因而往往呈现出朴直而遒劲的风格；中期以后，特别是贞ｙòｕ＠②南渡以后，则‘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末流之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金词在北宋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对于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金文则沿着‘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开疆拓土。至于在当时文坛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更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元杂剧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他在《宋代文学史》中评金代文学云：“金代文学，既是当时祖国的北方文学，又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两宋文学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禀有雄浑质朴之气，习染劲猛蹈厉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因而发为声歌文章，类皆华实相副，骨力遒上，呈现出与南宋文学不同的风貌。”

    关于辽金文学的分期，是学界经常讨论的课题。顾敦鍒《辽文学》把辽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期，即胚胎期、生长期和全盛期。胚胎期包括太祖、太宗两朝，此时契丹贵族开始濡染汉文化，已出现民间歌谣，耶律倍是最重要的作家。生长期包括从世宗到兴宗五朝，这是辽代文学发育并绽出花苞的时期。极盛期包括道宗和天祚帝二朝，萧观音是此时的文坛翘楚。一直到90年代的《宋代文学史》仍坚持这一对辽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关于金代文学的分期，有若干种观点。许文玉、吴梅、郑振铎、游国恩、周惠泉等人分初、中、后三个时期，金太祖至海陵王四朝为初期，是“借才异代”的时期，世宗、章宗二朝为中期，或称“大定明昌时期”，贞祐南渡以后为后期，周惠泉在为《宋代文学史》撰写的金代文学部分对每一时期的文坛风貌和特点作了概括：前期作家主要来自辽、宋，沿着北宋作家开辟的路子发展，创作的思想内容以表现去国怀乡的感情为主，但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中期文学创作以吟咏闲适生活为主，在技巧和风格上大都取法苏轼，也有人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期作家多抒写战乱之苦、亡国之痛，有人开始对江西诗派进行反思、批评，文坛出现了宗尚不同的派别，元好问为这一时期增添了异彩。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和《金代文学史》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把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5期，即：准备时期（1114—1160）、 发展时期（1161—1189）、兴盛与转折时期（1190—1208）、金末文学复兴时期（1209—1233）、金亡后金代文学的总结时期（1234—1271）。詹氏把金代文化背景、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分别剖析、论述了每一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规律性问题作了理论总结。他指出：活跃在金初文坛的主要是由宋入金的作家。他们表现出两种创作倾向，即抒发去国怀乡的悲凉情感和崇尚高情远韵的隐逸情怀，后一种倾向贯穿金代始终，此外还有完颜亮代表的雄健踔厉的文风。大定年间中州文派出现。金初追求高情远韵的风尚到此时发生转变，思想内涵由出处矛盾、进退失据转向追求内心的自适和居处的自安，而雄健踔厉文风成为主导倾向。“气格”与“自适”是文人们两种主要的审美取向。明昌诗人融和了崇尚“气格”和寻求“自适”两种诗风，形成了刚柔相济、清真淡宕的创作思想。另外，宫廷诗人发展了尖新、浮艳的诗风。此时出现的反映生民疾苦和走向齐物达观的两种思潮成为金末文坛创作倾向的先声。金末出现了写实、雄奇、平淡三种文学思想倾向，由金末元初的元好问集其大成，并开启元初文学风气。

    在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方面，50年代以前就有所建树。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辟《王若虚与金代文论》和《元好问论诗绝句》两章，给金代文论以一定程度的重视。80年代以后出版的论著中，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设《金元时代》一章，涉及金代内容的有《金代的文风和王若虚》、《元好问》两节；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设《金元的诗文批评》一章。顾易生等人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是最有分量和理论深度的宋金元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专著，新意时现，有关金代的篇幅比其前身《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版本）成倍增加。对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和认识日益深化并不断趋于统一。郭书曾谓金代文论“不外北宋的问题，不仅如此，因其在北宋范围内互有宗主，反形成了派别，分立着壁垒”。郭氏是功底深厚、学识超人的老学者。此论的提出，自然是基于他当时所见的资料。《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则认为金人“一方面受苏、黄诗风的影响，一方面又对其新变的流弊加以反省，于是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唐人，转向唐人以前的古诗，因而在诗论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倾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人们在金代文论探索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并对这一学科发展到今天所达到的境界感到欣慰。此间，有关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论文有：沈时蓉和詹杭伦《宋金元文艺美学思想巡礼》（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1）.）、董国炎《金代文坛和元好问》（注：文学评论，1990，（6）.）、方智范《金元词论：批评的两个走向》（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5）.）、郑振铎《王若虚的文学评论》（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和《王若虚论诗》（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霍松林《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注：文学遗产，增刊，7.）、余荩《王若虚写作理论初探》（注：杭州大学学报，1983，（4）.）、傅希尧《王若虚文学理论初探》（注：河北学刊，1990，（4）.）、刘淮南《谈谈王若虚的批评意识和批评实践》（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何东人《王若虚诗歌诗论》（注：辽金元文学研究〔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契丹、女真是辽、金二朝的统治民族，研究其文学现象也是一个重要课题。40年代出现的魏洪祯《契丹之文学》、程光裕《契丹人之汉文学》二文是较早的成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别廷峰《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祝注先《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金启孮《论金代的女真文学》（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4）.）、张晶《文化变异中的金代女真诗人创作》（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赵庆显《女真族文学发展轨迹概说》（注：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1）.）和李成《略论女真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2）.）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作了探讨。还有一些有关观点散见于各种论著中。金启＠③文是80年代以来第一篇专论女真族文学的论文。作者把女真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部类，认为11世纪前的萨满“巫歌”为其口头文学的滥觞，它发展到12世纪中期演变为“自度歌”，再发展到12世纪末成为“本曲”（实际上是内容更为复杂的自度歌），然后缓慢地衰落下去，金亡后有一些遗句保留在元曲中。书面文学指用女真文字写的作品，它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在金世宗大力提倡女真文化时，女真文字还不具备记录文学创作的条件。女真书面文学大部分是翻译文学（翻译汉文文学）。作者还指出：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汉族文学，它实质上是中华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和宝库。女真早期口头文学也是依靠汉字书写得以保存的，女真人用汉文写成的作品都应被看作女真文学。

    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米治国的《辽代文学研究平议》（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6）.）、美国人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 ）的《最近西方学术界的关于金代之研究》（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李成的《评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研究》（注：山西大学学报，1994，（4）.）和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是重要成果。周著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探讨了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规律，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金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梳理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评价了今存各种金人文集。外篇是金代文学评述会要和对金代文学历史的思考。该书第一次提出“金代文学学”这一概念并试图构建金代文学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说，解决了金代文学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为把金代文学研究引向更自觉、更深入的阶段提供了参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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