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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艺术》中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泰纳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讨文学艺术的规律,这在19世纪科学主义盛行的当时未尝不是一件大胆而又时兴的举动。但是艺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也自有其独特的针对性,这一点到了20世纪已成为大多者的共识。实际上,泰纳所谓的科学方法无非是用一系列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术语、概念作为隐喻、类比,来说明文学上的问题,而他自认为所作的“科学的”描述和分析大部分都是印象式的浮光掠影的描写,更类似于一个散文、旅行游记的大杂烩。其中的论点、论据也有很多互相矛盾、名不副实的地方。这种类比式、印象式的批评方法虽然使阅读增添不少乐趣,却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文学问题。由此可见,泰纳的这种尝试反而证明了,所谓“科学方法”的“先进”手段在用来解决文学问题时,难免会遇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
然而,纵然《艺术哲学》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用于艺术领域,浮泛的印象式批评以及牵强的例证也常为人所诟病。但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泰纳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的对艺术规律的探求精神、对于艺术价值以及等级的重视,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他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认识、在文学问题上所投射的历史眼光、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界定,都体现了他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他广博的知识以及富有热情、充满想象力的文笔也为其著作增色不少。然而若不是吸收并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及其《》中的“典型学说”,泰纳的理论也不可能禁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由此又证明了,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总是要踩着前人的脚印一步步地前进,绝对的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获得成就,那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