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上]学毕业论文(6)
2014-08-03 01:28
导读：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文学化的方向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文学化的方向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17］。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核心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方向［23］。
说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坛较多地受了新民粹派的影响，似乎是不过分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以山药蛋派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潮流，解放区作家在解放以后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解放以后大陆文坛还出现了以民间通俗文艺为基础的民间文艺浪潮，《刘三姐》一类作品一时间竟成了中国文坛正宗。但是，70年代文革期间，这种状况又翻转了过来，经受过解放前大上海新兴文艺的熏陶、当过
电影明星的江青不喜欢民歌，认为它低级、土气，主张“洋为中用”，用西洋管弦乐改造京剧，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间素材，推出不中不洋的样板戏――一种对京剧进行“革命”进而消灭京剧传统的一种戏剧形式。总的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化浪潮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它的发展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我们可以从“样板戏”等极端中明显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