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从郭店《老子》到今本《老子(3)
2014-08-10 01:04
导读:从《老子传》来看,与关尹相会并留下“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出关的是“周守藏室之史”、“姓李氏名耳”的老子。此事在《史记》其他篇章无记载,
从《老子传》来看,与关尹相会并留下“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出关的是“周守藏室之史”、“姓李氏名耳”的老子。此事在《史记》其他篇章无记载,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不仅《周纪》记载了,且并见于《秦纪》。周太史儋出关见秦献公应是可信的史实。《老子传》曰:“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後汉书·桓帝纪》注引《史记·老子传》原文曰:“老子者,……名耳,字聃,姓李氏。”太史儋名“儋”,李耳字“聃”(或谥曰聃)。“儋”和“聃”,音同字通。李耳“字聃”的“聃”,应读为“儋”。“名耳,字儋,姓李氏”的李耳即太史儋,乃战国时老学首领也。
太史儋和李耳为一人,《老子传》中也有此一说,只不过是以疑笔的方式交代的。《老子传》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说明,秦汉之际,不仅老聃(春秋老子)与李耳分辨不清了,太史儋与李耳也分辨不清了,甚至老聃与老莱子也分辨不清了。
《史记·老子传》是因今本《老子》(或称“道德经”)一书而写,是今本《老子》一书作者的“传”。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老莱子》十五篇(或曰十六篇)散佚了,“孔子卒后二百年左右,有一本业已流传的……老聃的语录”⑻也散佚了。不仅司马迁没见过“老聃的语录”,平原君时代的《庄子·天下》的作者以及韩非子也没见过“老聃的语录”,他们都以为今本《老子》里的话是老聃所说。⑼《庄子·天下》载:“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於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的作者所说的“老聃”是不是指“春秋老子”?就《庄子·天下》的文字叙述来看,一个“主之以太一”,一个“建之以常无有”,关尹和老聃并列,他们应该是同时代人。《庄子·天下》的作者所说的“老聃”和关尹一样是战国人,与关尹同时的“老聃”是“战国老子”,而不是“春秋老子”!因此,“老聃”应读为“老儋”,“老儋”即“太史儋”,亦即“李耳”。太史儋(或曰“老儋”,即李耳)与关尹同时,是今本《老子》的作者。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平原君时代到秦汉之际的一百多年间,人们已很难确知老聃与今本《老子》的关系。《庄子·天下》的一记载说明,在平原君时代,关尹与老聃之间的关系、老聃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出现了疑问。到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老子传》的年代,又出现了李耳与老聃的关系、太史儋与老聃的关系,还有老莱子与老聃的关系。司马迁面对这些无从考证的史料,只有采取“疑则传疑”的态度,于是《老子传》中出现了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一为:字曰聃)”、“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的记载。司马迁根据《庄子·天下》的记载,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并且记载了老子出关与关尹相会。
司马迁是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老子传》中,在肯定《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同时,留下“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这是对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态度的具体表现。郭店《老子》溶入今本《老子》之后,道家后学者的思想与道家原创者的思想溶为一体,“经”、“说”莫辨,使后人不知哪是原创者的思想,哪是后学者的发展和创新。在《庄子·天下》的作者和司马迁心目中,只有今本《老子》,所以《庄子·天下》说“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说“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老子》的作者。郭店《老子》出土说明今本《老子》并不是唯一的《老子》版本,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的作者所说的《老子》只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所说的“老聃”和“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的作者。至于“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要做具体分析。司马迁的“疑则传疑”所传的是两种“疑”,一种是“众疑我不疑”,一种是“众疑我亦疑”,“或曰老莱子”属前者,“或曰儋即老子”属后者。司马迁以为《庄子·天下》说的“老聃”是春秋老子,他把李耳也当成春秋老子,所以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司马迁认为太史儋是战国初期人,公元前374年见秦献公,因此“儋即老子”所传之“疑”,乃是“众疑我亦疑”。“或曰老莱子”所传之“疑”,乃是“众疑我不疑”。因此在《老子传》“或曰老莱子”之后加上了“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并且在《史记·仲尼弟子传》中明确记载了“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在司马迁心目中,老子(老聃)、老莱子是春秋时代“孔子之所严事”的两位先哲,“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