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还原为语言学毕业论文(2)
2014-09-23 01:42
导读：不仅如此，代表自由主义精神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主意识，也不利于文学的存在。民主制度的平等人权使西方社会不再有特殊的贵族阶层，它瓦解了传统社会
不仅如此，代表自由主义精神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主意识，也不利于文学的存在。民主制度的平等人权使西方社会不再有特殊的贵族阶层，它瓦解了传统社会中特权阶层对、文化、及社会地位等的垄断，培养并发展出了处于社会主体地位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使社会的一切教育、艺术、文化、地位等资源充分地大众化、世俗化。中产阶级们自主自立，不迷信权威，否定精英，无视神圣，藐视崇高，也遗弃了意义；而且，他们亦是发达社会的主流消费大众。他们最关心的似乎只是物的朝向感官面向的价值，而漠视其背后的精神喻指，他们偏于即时的感官享受而疏于对永恒精神价值的探求，是属于无深度的一族。因此，这是一个被本雅明称为“无教养的文明”时代。与此相应，追求意义建构的正典文学在这里亦必不受尊重。因为时代已不再需要教化。
有人认为，文学虽然退出，但文学的模式（或叫文学性）却被坚劲地存留（卡勒），如果这种观点有正确成份的话，我认为所谓的“文学的模式”也正是指语言天生具有的诗性，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因为文学正是因着语言的诗性才长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文学既已消亡，其“性”何可独存？
事实上，文学也仅只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其衰落从另一方面讲也只是其中容含的人类“公共意义”世界（情感世界）部分的消失，但是，这也并非什么很坏的事情。以前，人类借助文学建构了公共的情感世界作为其精神的家园，并试图在其中完成自身的修养，实现人人之间的意义沟通，但很是不幸，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与不定性似乎从来也未能使人们在文学中实现真正的沟通，“诗无达诂”，“阅读总是一种误读”（布鲁姆），“文学永远无中心，无确定意义”（希利斯·米勒），“文学是谎言”，正是这种解释的明证。公共意义世界的崩毁，实际上也是对人——人、人——物交往中间蔽障的拆除，这即为实现人——人、人——物的直接的亲密对话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因此，文学蒸发了，还剩下语言。哈桑即认为，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的世界。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文学也曾是“此在之家”，但是，诗的幻景的破碎，故事虚构的解体，使文学不再寓意，这正使人类心灵得到了彻底地解放。人类从“公共意义的神话梦境”中走出，重新直接以本真之心来面对其现实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语言即在生活的世界中因着心灵的纯真而恢复了其本然的诗性。海德格尔对纯真语言诗性的论述即深为精辟。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即是言说，而纯真地言说就是诗，诗通过命名与召唤来呈现出存在，并使之处于一种澄明之境的朗照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西方语言学的转向也已然透露出语言生活化的个中消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语用的就集中在他的“语言游戏”的命题中，其重要的意义即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①。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亦表述得更为明白，他说：“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②这正是本真语言本性的体现。而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巴赫金对对话的论述，更是将语言对话的语用价值提到了人的生存本质的高度，他强调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③我们亦由此可以这样认为，语用则是语言最本真的还原，它恢复了语言活力、诗性、直接的对话性，因为词与物、与思想将不再有中介相隔。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所发生的语言转向”，何尝不与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都可被看作是现代、后现代中非中心化、多元散立思想试图通过恢复语言的语用性来寻求沟通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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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语言在原始生活中开始就具有隐喻的诗性一样，当它的文学之子完成其使命就要告退之后，它又将生机活泼地走到对话的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