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学毕业论文(6)
2014-11-05 01:39
导读：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传》、《韩昌黎集》，这批书是刘承干预先搭配好的，买主不能挑选，每本价格5元，其中不少为海内孤本。
复旦图书馆与刘承干原本还有第四次接触，该批书也是刘氏预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刘氏开出的书目中有三分之一复旦已有收藏，且当时古籍书店出售的明刊本开价与刘氏相仿又能挑选，故未成交。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
介绍信来，要看书。”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五
综观嘉业堂藏书史，自兴起至衰落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呈现出兴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点，这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书过程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虽然辛亥以来还存在私家藏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要求废除旧式藏书机构，建立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一种的趋势，如嘉业堂般的藏书楼已日益暴露出不适应的弱点，三十年代，蔡元培参观嘉业堂后感慨道：“可惜太旧了。”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其次，刘承干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工商业，藏书不过是兴之所至以及为父亲编书而为，就总的情况来看，刘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购书后，已将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对藏书业则过问较少，热情大减。
再次，藏书楼制度不严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阶段人员配备较齐、分工较明确外，其余时候人手奇缺，几乎无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书的庋藏混乱。
虽然嘉业堂藏书不长，藏书楼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刘承干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以来私人藏书家的巨擘，毫不过分。”他不守历代藏书家只重宋元本的陋习，而是广收博取，对于保留古代典籍起了巨大作用。他收藏的明清诗文集，虽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在今天来看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海内孤本。刘承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他得书后从不珍秘，不但将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还大量刊印古籍，广播为守，使不少濒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传，对传播古籍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刘承干还刊刻了相当的清朝禁书，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龙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闲鱼闲闲录》、《三垣笔记》等禁书。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是颇为欣赏的，他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致杨霁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