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2)
2014-11-10 01:41
导读：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体如何演变为二十三篇本，盖有数种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复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复重”，可得二十
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体如何演变为二十三篇本，盖有数种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复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复重”，可得二十三篇。二是，将四十七或四十九篇合并为二十三篇。三是，二十三篇本对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本既“除复重”，又合并原篇。四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流传到刘向时已多有佚失，仅得其中的二十三篇。一般说来，刘向校订的这部二十三篇本《子思》宜得其真。
然而，这个二十三篇本仅流传于汉魏时期，至迟在南北朝时已告亡佚（说详下文）。
第三阶段为《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子思子》七卷，是为重辑本。
直到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这部七卷本和《汉志》所著录者为一书。这是一个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已经亡佚，学者重辑子思遗说，是为《子思子》七卷。这是上第一部子思遗说重辑本。
这个看法，并非我的发明。早在明代，宋濂业已指出：“《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5]或许宋氏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故不为后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证据并非不显。
其一，篇卷数不符。《汉志》所载为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所载为七卷。
其二，书名不一。《汉志》所载名曰《子思》，《隋志》、《唐志》所载为《子思子》。清人黄以周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间始，故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其书唐代犹盛行，文史家、类书家所引或从旧名曰《子思》，或依新题曰《子思子》，此各家体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书犹存，《太平御览》采取颇多，而倏称《子思》，倏称《子思子》。一部书中称谓错杂，岂其所引子思语别见于他书与？然检诸古籍，多目为《子思子》，则辑《御览》者人各异题，初无别于其间也。”[6]黄氏以为同是一书，名称有异，而没有想到已经名实皆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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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宋濂在谈到七卷本时说：
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
宋氏虽认定七卷本为“后人缀辑而成”，却认为其中的这段记载“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岂不知，子思和孟子生活不相及，焉能对话？所以这段文字必为后人假托，必非《子思》原文，它为七卷本后人重辑之说提供了确证。
其四，如下文所述，《五行》篇当本属原书，然已不见于隋唐时期流传的七卷本。主要证据是，当时的学者已不知“五行”为何物。如唐人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将子思的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之说误解为仁义礼智信，即时人所熟悉的五常。
那么，二十三篇《子思》是何时亡佚的、七卷本《子思子》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黄以周所说的“汉魏诸书引《子思子》语与唐马总《意林》同，而并曰《子思》，从旧名也”这句话非常重要。汉魏时期引是书“并曰《子思》”，说明当时二十三篇本《子思》尚未亡佚，而七卷本《子思子》亦未出现。因而，诸书称《子思》并非“从旧名”，而是新名并未出现。
不过，至迟到南朝梁时新本已经出现，而这意味着当时旧本业已亡佚。
其一，唐代马总《意林》题曰：“《子思子》七卷”。篇名和卷数皆与新本相合。我们知道，马总的《意林》是根据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而庾仲容为梁朝人。由此可以推断，七卷本《子思子》在梁朝时已经存在。至于黄以周提到的汉魏时期所引是书“与唐马总《意林》同”，那是因为七卷本既为辑本，其史料来源当然为汉魏诸书，二者相同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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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梁朝时另一个和此书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是沈约。《隋书·志》引沈氏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可见，沈约所见为《子思子》，即七卷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