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3)
2014-11-10 01:42
导读：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着类似民俗文化旅游中的误读现象。80年代末描写藏族生活的小说《亮出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着类似民俗文化旅游中的误读现象。80年代末描写藏族生活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遭到查禁，原因是作者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对藏族生活进行了歪曲的描写。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除了作者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外，最主要的是对民族文化（民俗）的肢解式误读。这种把具体的民俗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体系中肢解出来，从“他者”的文化系统和价值出发进行的“阐释”和“创造”，对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完整的生命系统，正如努济所说：“由一个民族在他们集体的努力下所形成的某种生活方式，并进而构成他们的整个环境。它是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以及他们的社会机构的总和，包括他们的宗教和礼仪系统……
（文化的）价值观经常体现在人们的歌谣、
舞蹈、民间故事、绘画、雕刻、仪式和庆典当中。“
①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因素往往能够成为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艺术形式从民族文化的系统中孤立出来，而仅仅从其表层意义上去体会它的审美意味，或者从“锁孔”去窥视以获得陌生的趣味和刺激，就会造成对民族文化的肢解式误读。遗憾的是，这种误读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相反，在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容易陶醉于来自主流文化的喝彩而忽视自己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身处边缘却意识不到边缘，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漠视了误读的存在。
三
应该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和被误读的现状，给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也决定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和边缘化特征。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很少听见来自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很少看见那种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如，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作家中，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阿来、鲍尔吉·原野、梅卓、向本贵等作家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骄傲，但是有意味的是，对他们的评价大都是来自于主流的。或者说，对这些作家出现的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不是来自于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是来自于非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文化。特别是，在这些批评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主流强势话语对这些作家作品民族文化意义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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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对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的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文章都对小说中陌生化的民俗以及小说独特的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小说民俗和叙述表象下的深层的民族文化价值却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评析。或者说，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小说对民族文化的表现，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样表现，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系统之中，从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阐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为。因此，这部小说虽然可以因为自身边缘化的题材而获奖，但对这部小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的研究却远没有开始。再如，郭雪波沙漠系列小说的被关注，也不是因为其中的文化内涵——那种深植于小说中的蒙古民族特殊的观念和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其中的生态意义迎合了主流文化对生态的现实的功利的关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缘于另一类文化的需要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批评，有时会改变一个民族作家的创作走向和选择，使其最终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立场。曾经以《太阳部落》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梅卓，在自己的创作取得成功后有过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她说，自己所属的创作群体过去一直被界定在少数民族作家范畴内。少数民族作家对写作的文学意义认识不够，也被认识得不够。比如自己，事先并未想写一个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来，马上被界定是民族的，把文学的意义给忽略了、掩盖了。这里，梅卓把自己向主流文化靠拢的渴望和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迫切心情表露得一览无余，我以为，这种心迹无疑会改变她以后的创作方向，尽管她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再如郭雪波后期的沙漠系列小说中对草原文化进行展示时文化身份的转换和对主流文化需要进行迎合的鲜明的功利色彩，说明他的小说已经完全离开了草原文化的母体，变成了符合主流文化需要的自娱性的寓言或者童话。其实，无论是梅卓还是郭雪波，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并不在他们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和张扬，而恰恰在于他们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倘若他们真的割断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血脉，他们的创作生命也便宣告终结。这种结局既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缺席有关，又与主流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