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毕业论文(4)
2014-11-19 01:11
导读：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