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幽灵——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2)
2014-11-20 01:01
导读：二、后性：“有点太狂热了” “后现代（比现代社会）更难用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表述”，尼格尔?多德如是说，“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定义会完全令人满意”
二、后性：“有点太狂热了” “后现代（比现代社会）更难用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表述”，尼格尔?多德如是说，“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定义会完全令人满意”。 “后现代社会概念含有与现代社会分道扬镳的意思。对于这一中断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代表了一个新的时期，它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一样是根本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不仅表明现代社会的衰落，而且也表明了现代工程的垮掉。在社会学中，第二种观点更为普遍。但它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消极，因为现代性的衰落不仅伴随着现代进步观和改良观的失败，而且们伴随着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解脱，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约束是现代性所强加的。如果要找出后现代工程共性的话，那么它便是要求我们去积极接受文化和上的多元论，而接受的方式是哈贝马斯从来也不会想像得出的。” 尼格尔?多德把后现代社会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重组方式，这些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它们主要由信息技术、全球通讯和服务部门的增长、消费主义和市场中交换关系的膨胀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增长所构成。” 哈贝马斯可不这样认为，他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1980年，当时哈贝马斯被授予法兰克福市的阿多诺奖，他发表了《现代性：一个未竟的规划》的演说，译成后标题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在这次演讲中，哈贝马斯把后现代的概念等同于一些人的（新）保守主义立场，这些人相信现代性已经失败，从而它所滋生的乌托邦冲动也应得到抑制。但哈贝马斯从他解放的立场认为，现代性或“启蒙的规划”并非一个失败了的规划，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需要加以拒绝的不是现代性，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或本雅明重新评价过的现代性仍然是“知识分子效法”的一个源泉；需要加以拒绝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性意识形态。 真正触发论争的是哈贝马斯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攻击，哈贝马斯把它定义为对现代性及其核心价值观念即理性与普遍性的摒弃。通过暗示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极其近似魏玛共和国时期以“青年保守主义”著称的一群思想家，哈贝马斯想强调他们不仅共同渊源于海德格尔，而且最终共同渊源于现代哲学家中最反现代的尼采。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确实“气概不凡”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现代性”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统治，即主体中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对人的存在的全面主宰，从而对它作了无情的解构。而所谓形而上学，依他们之见，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先验的“理性”、“主体性”、“真理”、“意义”等概念成为解释世界与存在的基本范畴，并进而支配了人的观念、语言言说和日常生活。据此，他们把“现代”看作一个被形而上学主宰的“灾难性的黑暗”，断言现代性即形而上学的终结，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后现代”——的曙光。 尽管后现代主义“气概不凡”，但哈贝马斯认为其具有“倒退色彩” ，他说，“我害怕这两方（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竞赛和冲突会加速毁灭所有我认为理应在西方传统和灵感中得到拯救的事物。后现代主义似乎不惜任何以任何代价标榜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蓝图——实在有点太狂热了。” 哈贝马斯指责后现代主义“背离激进民主和启蒙思考” ，他说他1977年开始写《交往行为》的真正动机是“想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是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二者均指后现代主义者——作者注）” 。 三、民族性：一口“文化陷井”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离开传统的更新。“所谓传统也者，只是我们对过去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事物思想的一个统称。” 具体地说，主要是指“民族固有的伦理与行为规则” 。所谓传统的更新，实际上是现代性对民族性的重塑，即现代性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创造，“新民族性”的确立。金耀基说：“世上可以有不同的形态的‘现代化’，但决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哈贝马斯承认文化传统对个人的重要性，也强调个人对传统的扬弃。他说：“文化传统的内涵永远都是个人潜在的知识；如果不是个人从解释学的角度占有和继承了文化知识，也就不会有什么传统可言，即使有了传统，也无法流传下来。因此，个人用他的解释活动为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文化本身又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因为不能说个人像有机体承载个性结构一样，‘担负’着文化传统。对于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来说，每一种文化传统同时也都是一个教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树立自己的同时，也确保了文化充满活力。” 当然，哈贝马斯从不主张株守传统，他提倡“扬弃”，他说：“，只有经过批判和变革才能继承传统，这是启蒙主义的老生常谈。传统只有通过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求得生存。” 哈贝马斯相信，任何一个现代性国家的文化模式，都“体现了前资本主义传统因素与资产阶级传统因素的真正混合” 。按照阐释学理论，一种文化传统和在其中积淀下来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员创造性地接受和改造传统的方式而得以延续的。一种文化形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维护自身传统遗产的同时，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现实和现代化潮流的需要，批判地反思、和更新自己的传统，扬弃过时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并向别的文化形式，允许其成员享有选择的自由。 哈贝马斯说：“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代世界，一种墨守传统、静止不变的生活方式将难以维持。一种文化只有在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中汲取发展的动力，向别的文化开放并学习其长处，而不是与世隔绝，才能生存下去。” 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要求是必须达到的，另一方面也肯定现代性的民族特色要得到尊重。因而他既坚决反对“原教旨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又强烈谴责“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对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现代化潮流的抗拒和反动，它从狭隘的民族和种族利益出发，“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而动，顽固地妄图复辟或维护古老、过时的传统，盲目地仇视另类文化，特别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拒绝任何进步和革新，奉行一种妄自尊大的自我价值至上主义” 。“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则奉行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片面夸大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而抹杀其民族性，竭力“将自己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推广到全球，强加给所有的种族和地区” 。哈贝马斯认为二者都片面强调和无限夸大了文化的差异和对立，将二者视为水火不相容，并从中导出文明和文化的对抗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结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极其荒谬，而且对当今世界十分有害。 鉴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扩张却未遇对手，从而形成了西方中心论和普世说的文化观，哈贝马斯不得不对其痛加针砭：“某些自诩为西方文化维护者的理论家当仁不让地成了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鼓吹者。这种文化观长久以来掩盖了资本主义文化野蛮的另一面，因为它在所谓的普遍性要求之下，无视这一文化形态的片面性西方本源，将其看作比其他文化类型更优秀并必须成为‘世界文明’的文化模式。” 哈贝马斯声称资本主义文化，业已堕落为“凝固、僵化的理性主义文化”，而且“早已演变为一种无声的暴力”，从而“完全背离了自己的理想”。他强烈谴责“基督教会自认为它所充当的是一种实现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使命’的催化剂，因此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派出了它的传教士，参与了这种殖民化进程……这种凝固、僵化的理性主义文化早已演变为一种无声的暴力：它极力同化陌生的文化，强迫它们忘记自身的传统，接受西方的信仰、世界设计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文明完全背离了自己的理想，背弃了它所宣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对异民族的痛苦呼喊和正义要求充耳不闻。” 哈贝马斯强烈谴责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凸显西方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他说，“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下来、并将遗传给我们的后代的传统之中。作为儿童，我们在传统中成长，在逐步积累的经验和展望式建筑起来的、有选择的回忆的基础上，从传统中学习并形成我们带有独特期待的个性的生活设计。传统教给我们的日常知识，使我们具备了对处在我们直接和潜在视野中的人和事进行阐释的能力。” 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中所隐含的传统性，即民族性，但并不主张隔离传统，禁锢沟通，他重视个人选择的自由，他声称：“不同种族及其生活形式之间的平等相处，并不必然要通过将它们作为‘类’来保存，通过保护他们的集体权利来实现，即是说，各文化类型之间的共存的要求，决不能凌驾于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体制之上。因为，对已经形成了自我同一性的生活形式和传统的保护，最终必须落实到对它的每一个成员的承认和保护上来。这与对种族的保护完全无关，保护物种的生态理论不能移植到文化领域上来。” 总之，每一种文明形式和文化类型，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据和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因而，哈贝马斯主张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运用于处理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宗教信仰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价值之间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与和谐相处，反对用任何形式的强权行径解决纠纷的做法。即使在发生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之后，他仍一如以前，不改初衷：“我仍然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行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和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 “宽容”、“尊重”、“平等”、“理解”、“对话”是贯穿不同文明模式和文化类型如何相处的关键词。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曾提出这样一种论点：任何一种历史形态，一旦发展成熟并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得到贯彻，便开始了它的衰落和消亡过程。“民族国家”这一历史类型伴随着现代化的出现而出现，也必然伴随着现代化的终结而消亡。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政治组织形式由于“在内部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在外部面临全球化的有力挑战，在功能上愈来愈丧失其存在的基础” 。在不久的将来，它必然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彻底“消亡”。一个将所有人联合起来，所有民族和种族平等和谐地生活于其中，所有人都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的“世界公民社会”，再也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结 论 哈贝马斯顽强捍卫“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而完全不给源于“后社会”（“信息社会”或“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性”留下丝毫立足之地则是有失公允的。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而其中的空想性也是明显的，其整套理论基本上是立足于“人有理性”和“人性善”这个预设的前提之上的。虽然哈贝马斯声称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必须将传统融入现代，选择符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社会形式，但却把西方社会制度视为最完善、最优秀并具有普适意义的，主张在全世界推广和贯彻这一制度。他所构想的“世界公民社会”显然建筑在西方的价值观之上，其核心仍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人权至上主义。断言“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行将消亡，则过于匆忙和大胆，过于夸大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正面后果，却忽视了其负面后果，不但理论上的论证乏力，他也举不出足够的证据以证明之。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哈贝马斯理论系统中的“真理”、“正义”、“民主”、“信仰”等都是西方普适主义的理解，正如R?斯克鲁顿（Scruton, R）讽刺地谈到，“后现代文化是一个引号中的文化：没有单一的‘真理’形式，没有普遍适用的‘正义’形式，没有广泛认可的‘民主’形式，也肯定没有对一致的‘信仰系统’的渴望。在这样一个不友善的地域，哈贝马斯的工程可以说是反动的。”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也是片面和过火的，但却击中了要害，即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工程”仍是按西方普世主义方案设计的。当然，这是现实社会中缺乏其它方案参照下的理论折射。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也堕入了同样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