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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炀帝在隋唐诗风嬗变中的历史作用学毕业(2)

2015-01-10 02:11 社会更能接受的目标，把本能的能量贯注到替代的目标或对象上，使本能愿望的要求变成一种新的、非性的欲望和思想。性本能背后的这种潜在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里比多’，④。里比多在隋场帝事业上的作用，可分为政治与文艺两途。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特色与差异。在政治上，隋场帝是一位失败的悲剧型人物。修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这些造福后代的建设性事业，换来的只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烽烟四起，最后终于推翻了他的统治;在文学上，这位疏于治国理民之道的统治者却颇有建树与开拓。即如《冬至乾元殿受朝诗》:

      北陆玄冬盛，南至蓉漏长。端拱朝万国，守  文继百王。至德渐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  高击，双阀临洛阳。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  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缪佩既济济，钟鼓何  煌煌、、·…⑤
　　此诗最初给读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稳，似无甚具有魅力之处;但倘若我们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它表现的乃是一代关陇英杰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那种如日方升的宏大气魄与意象。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显得益于此。再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天之骄子的意气更是喷薄欲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  横澳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  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拒敢惮焦思，高枕于上  京。转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放……⑥后来唐太宗虽也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场帝之作坦荡与畅快:“寨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筛族，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⑦两相比较，场帝作品中那种对于武功的渴望，对于权利与荣誉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豪强大展鸿图时那种带点沾沾自喜的时代自豪感，都较太宗之作要强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追求对仗的工整，许多话想说又不敢说，还时时露出雕琢痕迹;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畅所俗言之果敢，无欲言又止之顾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帝王无法与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语的隋场帝，在作为诗人这一点上却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筹。不管太宗的拥戴者们是否心悦诚服地愿意承认，诗歌史上的史实是明摆着的。后来唐代宫廷中那些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为主题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场帝诗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业使其诗笔有了依托;不似场帝那般色后内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隋场帝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早期领袖之一。此时的关陇军事集团，在政治上还较为稚嫩和不成熟，对如何治理一个涣涣大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他们对“以马上得天下，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体会不深，对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儒教纲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加之以治国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的种种失当，顷刻颠覆之悲剧的发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关陇集团内忧外患积蓄之多，好象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木桶，距离总爆发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火星。以隋文帝杨坚之兢兢业业地小心经营，尚且只能延缓矛盾激化而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饵;何况隋场帝杨广先天生的缺陷，使他连这一点也无法作到，必然被爆发炸得粉身碎骨。这不仅是杨广个人、也是整个关陇集团和隋那个朝代的悲剧。身为一国之君，杨广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但隋代的时势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无处施展的力量转而发之于诗歌，一些诗篇因之充溢着关陇健儿的豪雄之气。如《白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现了一代关陇英杰的风姿，建功立业之心溢于言表:“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恺，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网剪名王。射熊人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原。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⑧前面提到的那两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二首》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一批以雄豪阔大为美的诗歌作品的出现，后来唐人作品中关陇健儿的主体意识历久不衰，杨广可以说是他们的“始毕可汗”。

    但杨广毕竟是一个失败者。个人悲剧与时代、集团悲剧的重合，使杨广成为历史舞台上集关陇英杰与独夫民贼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也给其个人心灵造成了沉重的压抑。其宫廷生活中的各种胡作非为，就是这位悲剧型的先行者在内外交困矛盾重重无法解决也无力解决时表现出来的狂态。“(场帝)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