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百年来汉字学研究的历史反思(3)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 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