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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例子都摘自剧本《雷雨》,两组对话也都发生在一对母子之间,而且对话中都出现了有着丰富感情内涵的词语“胡说”。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该词的言外之力是显然不同的。第一组对话中的“胡说”,母亲是用一种慎怪的语气在劝止儿子不要外出,母亲对儿子的关心和爱跃然于纸上,那是一种表情性的言语行为。而在第二组对话中,“胡说”变成了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是说话人—母亲在对儿子即将采取的行动非常害怕和担优的情况下说出的带有责备、命令口吻的话语。很明显,第二个“胡说”比第一个在语气上要严重得多。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再来看看王佐良先生给出的译文:
2. Hai:…Mother, I'm going.
Ma: Don't be silly. It'll come on to rain any minute. Where would you,.anyway?
Hai; I've got some business to attend to.
3.Hat It's nothing really. If the Chou drive me to the wall, this will beone way out.
Ma: Nonsense. Give it to me.
Hai: ( protesting ) Oh, Mother!
以上例文抓住了原文场景中表现出来的说话者的言外之力。同一用词,却是不同的语气,正因为如此,译文用了两种表达来译一个词。虽然都是采用了祈使句,但显然单词“nonsense”在表现严肃性和强制性上要远超前者。
(二)言后行为与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着眼于读者的角度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他指出,译文不仅要使译文接受者理解,还必须使他们“以行动做出反应”即做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奈达这里所说的反应即言语行为中的言后行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书、呼吁书、请愿书、书、邀请信、通知、启事、广告、商品介绍等都渴望得到预期的言后行为,要求读者做出实际的反应。在散文、诗歌、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作品中,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要表达的寓意或要突出的某一主题思想都是想得到人们的言后行为。相比之下,诗歌、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文艺作品一般不会像商业广告、通知等应用文那样迅速直接地得到读者行动上的反应,但对读者的行动也会产生简节、潜在的影响。无论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或是奥斯汀的言后行为都给翻译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一定要以作者的意图,读者的预期效果或预期的实际反应和行动作为翻译的根本依据,在着手翻译前,一定要深人研究原作所处的时代背景,原文读者的背景及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文本以外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言语行为和动态即功能对等人手正确地体会原作者当时的主观意图以及在原文读者身上产生的客观效果,并采用有效的手段或形式将原作的主要精神正确地传递给译作读者,使译作读者作出与原作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从而使译作得到与原作基本一致的预期效果。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都论述了读者或听者的实际行为反应。然而,信息接受者的行为还要由信息外的诸多因素和个人的许多主客观因素所决定。对同一信息,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的感受。同一语言内部的信息交流如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复杂。但是我们在探讨翻译原则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过分地强调个人地各种不同反应,个别的单独要素不应影响总的复合整体,形形色色地具体差别不应妨碍共性的实现。在实际翻译中,译者考虑的应该是译文对目的语文化的群体接受者的预期效果。因而,对这个群体的共同的背景、文化特征、思想认识、语言习惯等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译者才能预期他们对译文会做出何种反应,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翻译,以达到效果上的对等。因此读者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某一文化群体接受者会做出的反应,并不包括在特殊情况下个别读者的反应。
(三)言语行为翻译中的语境
一旦把翻译看成是交际活动就必须重视对语境的研究,因为它让话语意义有了确定的含义,同时它又是最活跃、最多变的因素。在对话语进行的言语行为的划分也好或是会话含义也好,都需要结合语境一起来理解话语的含义“特别是当言语行为背离常规意义,或者当最终效果与说话人的期待出现分歧的时候”。对此,钱歌川先生就曾举例说,中国人对初次见面的朋友会说“久仰”,但译者不能按字面意思翻成‘`I adore you fore a long time.”否则,听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原因就在于在朋友彼此通过介绍而相识的场景下说的“久仰”只是一种打招呼的用语,它的言外之力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根据礼貌原则和翻译应忠实传达言外之力,达到交际效果的原则,这句话应转译为‘`I am pleased to meetyou.”同样,我们在翻译的谦虚之词“You flattered me”时也应转译为“你过奖了”而非“你奉承我。”类似的情况还常常出现在标示语上。如:‘院或车厢里出现的“No Smoking!";公园里某个刚刷了油漆的长凳旁出现的“Wet Paint!"。这些语言在特定的场合里就不再是原来的一般描述性语言,而具有了宣告性的言外之力,意在警示公众。因此,它们的相应译文就可翻为“严禁吸烟”和“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像这样的言外之力若是脱离了语境是无法确认的。
有的时候对言外之力理解仅仅依据单个言语行为是不够的。翻译时,译者不应只地寻找与原语单个言语行为等值的译语,而应在一个完整的语段,甚至更长的语篇中寻求原语整个语段的“言外之力结构”,等值的译语。例如:
( 4 ) All it said was "Please!"
原文出自美国中篇小说《红风》( Red Wind )。在平时我们所说的“Please open the door.”中,"Please!”表达的是一般性的请求功能,可翻为“请”。但在具体的这篇小说的这段话中,说话者是一位急于向侦探求助的女子,她在夜里坐在车上等着侦探回来。半夜,当侦探回到住处,
正要进楼时,听到一个人说话,于是便有了上面一句描写。在这种情景下,"please”直接翻为“请”就缺少了原文所要表达的那种急切的带有哀求口吻的言外之力,而变得很平淡。要想取得和原文同样的效果,就要表达出这种言外之力。在特定的语境下,结合的表达习惯,应该把它译为“劳驾”或“求求你!”。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在翻译实践中引人言语行为理论来更好解原文意义及对原文读者的预期效果、原作者的意图,以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尽量减少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误差。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中重要研究课题,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下,说话者是如何通过以言行事的。这是把具体情景、说话者目的、意图、话语意义和接受者的预期反应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理论。它对于译者深人、透彻地把握原文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指导译者进行最优化的双语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