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批判与现代重建--汉语世界的文化现代性问题(3)
2014-04-24 01:15
导读：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其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交往行为理论思路的自我概括。虽然他诊断现代性的入手是理性，但他的理性观有些特别，值得我们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其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交往行为理论思路的自我概括。虽然他诊断现代性的入手是理性，但他的理性观有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批判理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否定理性，而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因理性批判而走向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做法深恶痛绝。他认为：
理性永远都是可能达成全面谅解的根本。不仅如此，理性早已存在于历史当中，即存在于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当中，例如，存在于民主法治国家的种种制度和原则当中。4
尽管哈贝马斯对理性持捍卫态度，但他并不否认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数不胜数的非理性现象，诸如军备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权利问题等等。不过，他同他两位老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不一样，面对这些问题，他并不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对在理性限度内克服这些问题充满信心，因为，在他看来，理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还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来无可厚非，也无可指责。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病变，走向"片面化"和"形式化"，决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后天性的；更准确地说，不是理性自身的责任，而纯属是人为造成的。
按照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的结果，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大的病变形态，就是走上了片面的认知--工具化道路。理性的工具化和形式化，使现代性面临着重重危机。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给出的方案是"交往理性"。而所谓"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Rationalitaet），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subjektiv orientiert），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intersubjektivorientiert），以便阻止独断性的"工具行为"继续主宰理性，而尽可能地使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最终实现理性的交往化。理性的交往化应当以"普遍语用"（universale Pragmatik）为前提，在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中，从分化到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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