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1)(2)
2014-05-12 01:13
导读：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国内不惜重金教学汉语言文字，翻译各类古今汉语书籍，同时派遣西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公开或秘密地聘请汉语教师，学我语言，译我经典。
虽然以魏源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在面对西方列强疯狂掠夺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时早就提出了翻译制敌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4]。冯桂芬又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制敌的重要性，认为翻译“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5]211。洋务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6]。但洋务翻译“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大”[7]7。士大夫阶层对于洋务翻译“泥古守旧”，而少数立志于翻译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1]212。如果“言语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协”[8]?
面对甲午海战后的严峻局势，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开门见山，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1]211-212。要在“外患方兴，内讧洊至”[1]216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1]212。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于我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等如数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创设翻译书院，迅速及时地翻译外洋各国报刊书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马建忠提出“善译”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科学家针对洋务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翻译名称繁杂纷纭的现象，积极协助和配合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提出了统一译名的3条措施，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编制中西名目对照。“统一译名”只是纠正洋务翻译弊端的一项具体措施，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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