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创作活动中对言意关系的反省思考(1)(3)
2014-06-01 01:17
导读：庾敳“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答，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欣赏。一是这种句型及其所反映的“守中”的姿态，有其古典来源，是对最大限度地占据主体空间
庾敳“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答，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欣赏。一是这种句型及其所反映的“守中”的姿态，有其古典来源，是对最大限度地占据主体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明代王世懋评曰:“此从《庄子》得来。” 25 蜂屋邦夫也指出，这一表达是“模仿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或者‘非言非默’（同书《则阳》）等等庄子流派的态度” 26 。既然主体的自由度显得没有拘限，那么获取“意”的饱满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二是这种从容于两端之间的智慧，富于玄学的感性趣味。汤用彤曾精要地指出:“魏晋时，中国人之思想方式亦异于印度人之思想方式，玄学家追求超世之理想，而仍合现实的与理想的为一。”27作为正始名士清谈要目之一，是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其中最称“精密”和最有时代意义的看法是王弼提出的: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
这一“圣人观”是其本末体用之学的组成，也体现魏晋性情论的新趋向28。这里的“圣人”其实正是做到了在“茂于人”与“同于人”之间的平衡，是超越与平凡的统一。就其“茂于人”的地方看，即能体冲和之道，以无为心，得性之正;就其“同于人”的地方看，则感物而有应，应物则有喜怒哀乐种种之情。如果仅从“茂于人”的极至来定位，则“圣人”必是纯任天理而无情。而王弼突破“圣人无情”论，主张圣人有情，他特别不满于当时“圣人无情”论的这种视点:“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29肯定“圣人”有情而应物，这一玄学建树甚具感性特质。“应物而无累于物”正是达到了一种体用本末的统一，也是性与情的贯通30。如果用富于空间感的表述来说，也正是在神明与人情之间，在空灵与实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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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弼的玄学体系中，“圣人”观的建构，是对理想人格的表述，对社会的思维方式、人生理念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划时代的。由于圣人“应物”这一富于人情味的特质，经过玄学的提炼而得到了高度肯定，这也成为此后文学上性情并重等意识的新的思想起点。从这一思想史演进的逻辑进程中，也更能理解庾敳的“在有意无意之间”所指示的文学的表现容量。
三是给予语言表述的功能以更大的生机。庾亮的提问，其实是对《意赋》何以言传这一问题的质疑。庾敳“在有意无意之间”的“聪明”之答 31 ，从理论上看，则既可打消“言不尽意”之虑，又可打消“废言”之虑，反而是对语言捕捉“意”的功能的一种积极肯定。对于言与意的配合形态，在魏晋时期也是备受感知的一个话题。这与玄学思辨的带动和文学意识的自觉有关。《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的事例可资说明。如欣赏得意忘言的有: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曰:“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 （《言语》）
这类“神领意得，顿在言前”的表现，效法的是庄子式的“心意自得”。再如欣赏言约意丰的有: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文学》）
从阮孚的读后感中，不难看出郭璞八字诗句的朴茂意趣。再如欣赏言意相得的有: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作）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文学》） 潘、乐的成功合作，恰可说明一种言意相得之状。下例亦是对这种状态的叹赏: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文学》）
情文相称之极，乃至有情文相生之感了。无论言语以简约或繁复之态以达意，都旁及言者的表达力问题，《世说新语》中所记对“能言人”的赏爱，也透露出这个时代哲学与文学取向的某种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