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1)(2)
2014-06-15 01:11
导读：二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势必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国外文化先进
二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势必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国外文化先进的东西逐渐被引进和吸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作为对一个世纪前中外文化结合产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语言学界前辈们以其高深的学问和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导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学的轨道。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通》的内容，然后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来，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又说：“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吕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语言的学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开创之功不可泯没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让它尽量呈现。继马氏而起的语法学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内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决的解决了，把难于解决的掩盖起来。他们的体系看起来比《文通》干净、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读者的思考。《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许是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注：见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0年，吕先生为商务印书馆重印《马氏文通》写的《序》中，再次向读者推荐《文通》，说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优点：收集了七千到八千个古汉语例句，迄今没有哪本书超过它；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力求找出规律。有许多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规律由它首次揭示出来；分析语法，常常涉及修辞。同时也指出它运用术语不当、某些词归类欠妥、既用“词”又用“次”，叠床架屋、句与读车翏轕不清等缺点。为了给社会提供一部更具可读性的《文通》，从1978到1984年间，吕叔湘先生指导并与笔者一起完成《马氏文通读本》。1984年，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出版，吕先生作了详细校批。在吕先生指导并亲自参与下对《文通》进行的这长达十余年的“勤求探讨”，使我们对《文通》的认识更趋深入和全面，应该说《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进了一步。继此之后的十余年，《文通》研究又取得了可喜成果。分类简介于下：1.《文通》作者问题朱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提出《文通》的作者不是马建忠而是马相伯后，有学者撰文予以驳正，《读本·导言》也加以引用，并认为“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无可怀疑，但不排斥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其兄马相伯的帮助”。《文通》作者问题虽不是《文通》语法体系本身，但问题一经提出，也就不得不切实加以考证和解决。我们研究《文通》为何而写、如何写成的、体系怎样等，都必然会联系到作者的经历、思想、学识等。如果《文通》与我们研究的作者根本无关，这种研究岂非近于荒唐？所以在《读本·导言》发表后，仍有学者继续研究《文通》的作者是谁以及与作者相关的问题。许国璋先生谈到三点，证明马建忠是《文通》的作者：其一，朱星说马相伯是《文通》作者的依据是北京图书馆藏《马相伯传记资料》，而《资料》里一处谈到“兄弟二人合作《文通》”，另一处谈到“相伯著《拉丁文通》，供初学者用”。其二，朱星说，相伯“言语间露出（《文通》）是他写的”。相伯所指的是《拉丁文通》，而朱星不知有此书。其三，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汉学功底不深，学养不够，难以写出《马氏文通》这样的书。当然，马建忠在写作《马氏文通》过程中，“兄弟之间商量必定不会少，而拉丁语法术语译文之订正，相伯自然会根据己编《拉丁文通》乐于答问。”（注：见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
哲学》注①③。以下引述《文通》研究成果只提有代表性的论点，不作全面介绍；只引作者姓名，论著题目见“参考文献”。）王宪明近年发现了中国近代著名进步思想家严复为《〈马氏文通〉要例启蒙》一书所写的《序》，从而为马建忠是《文通》作者提供了又一证据：“独亡友丹徒马眉叔少习拉体诺（案：即拉丁语）、法兰西语，又极嗜往训，淫于故籍，则于是有《文通》之作。”蒋文野引用方豪所写的《马相伯与梁启超》，证明马建忠在上海写《文通》时，马相伯并不在上海。梁启超第一次见到马相伯是在光绪三十三、四年间，从而证明相伯不可能是《文通》的作者。（注：蒋文野说：“有人认为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脱稿于1898年，而《拉丁文通》撰于1903年……（它）既是为震旦编的讲义，那就应该在创办震旦的1903年以后。”许国璋则说《拉丁文通》的编写“始于他（案：即马相伯）担任徐汇中学样长之时，即1873年。”陈士林《中国第一位文法学家》（《光明日报》1951.2.3）说，《拉丁文通》于1903年出版。三人所指如系同一本书，所说《拉丁文通》出版时间相差30年左右，未知孰是。）在对《文通》作者的考辨与研究工作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蒋文野所著《马建忠编年事辑（增补本）》，它除了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有其独特价值外，对《文通》研究的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蒋文野还找到了马建忠遗照（印在《〈马氏文通〉论集》扉页），这是当年写《读本》时的我“众里寻他千百度”而始终未能如愿的。2.《文通》的语言哲学及语法观许国璋（1991）将《文通》的语言哲学概括为四点：其一，世界一切人种，“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其二，凡是语言，都有“其字别种而句司字”这个“一定不易之律”；其三，中国人把时间“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无暇去学习应学的知识，是自取愚昧；其四，西文的规矩（语法规则）和华文的义例（文法）是一致的。（见《文通·后序》）对以上四点，许先生作了如下论断：第一点叫人想到今人所说语言是“生来俱有”的（innateness）学说。第二点可以说开人所称“普世语法”的先河。第三点极似今人所说“语言是信息的载体”。第四点是马氏高远的见识……马氏认为，一个民族发展到具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有了“自群”。中国接受普世文法，“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进而“精求而会通”，就能进入世界文化之“大群”，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此方不致“为他群所群”，即不致为外来文化所湮没。许先生重点论述了《文通》词类的两级分类法及其普世性：《文通》先将词分为实、虚二类，再进行实词的分类等，这种两级分类法，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很多语法家（Randolph Quirk等）都采用过，只是他们的第一级分类是分出开放类和封闭类。许先生探讨了《文通》普世语法观的可能来源。他将《文通》宗旨的表述及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状词的定义，与法国《普世唯理语法》进行了比较，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文通》又远远超越了《普世语法》。因此他说《文通》是根据普世语法的通理，经过十余年的勤求探讨，创作出的语法力作，并说“‘文通’一词，不妨就解作普世语法”。陈国华（ 1997 ）引用高名凯“（马建忠）受了波尔—洛瓦雅尔（Port-Royal）理性主义语法学的影响”的话，就《文通》中70余个重要术语与《波尔·洛瓦雅尔语法》（案：即《普世唯理语法》）进行了比较，认为“《语法》与《文通》在体系上大同小异，后者在某些方面（如指示代词、静字、连字的再分类）比前者更细密”。也谈到“在对语言符号的看法上，《文通》和《语法》就有明显和重要的不同之处”。他说：“一句话，《马氏文通》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础，摹仿西洋语法体系而充分注意汉语特点，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汉语语法。”但也有持不同见解者。董杰锋（1984）说：“马建忠认为各国语法‘大旨相似’，‘盖无不同’，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必然导致实践上的错误，《文通》重词法轻句法等就是违背汉语实际的毛病。”这种观点和80年代前多数语法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他们认为：“语法，就其用共同的或近似的形态或语法成分来代表某种思想范畴来说，固然有其‘一般性’，但语言差异的决定因素，却是语法的‘特殊性’。马氏的错误在过于忽略语法的特殊性，而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语法本质差异又那么大，所以马氏治学虽然谨严，在模仿拉丁文法的过程中，总不免有曲为比附的地方。”（注：陈士林《中国第一位文法学家》。）3.《文通》的词类理论及其对汉语词类的研究3.1《文通》根据意义划分词类王冬梅（1996）认为，《文通》不照搬西方语言按照形态区分词类的模式，提出与西语截然不同的按照意义划分词类的主张，这是马氏充分注意汉语特点的表现。意义标准有时带有决定作用。如：动词儿化后有的成为名词，有的仍为动词。如何判断呢？只能用词义：代表一种物品名称者为名词，表示动作者为动词。如：盖→盖儿／画→画儿 （名词）玩→玩儿／颠→颠儿 （动词）刘永耕（1996）引述了《文通》关于名字、动字、静字的定义后说：“这三个定义明确表述了（《文通》）划类标准是概括意义。”又说：“马氏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就是说古汉语中词绝大多数是多义的，这些多义词未入句就无法限定为单义，因而就无法确定其词性。这样来讨论‘字无定类’，完全符合古汉语实际。”3.2《文通》不只根据意义划分词类陈兴伟（1996）认为，以往的《文通》研究者抓住其“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的话，把“义”确认为词汇意义，并以此为根据，说它仅凭意义划分词类，“这种看法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他的根据有二：其一，《文通》说：“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55）又说：“凡字有义理可解者，皆曰实字。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文通·序》）这表明《文通》的“义”包含两个条件：A.上下的语义关系；B.句中所处的语法位置。其二，《文通》给虚字下的定义是“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既无解，即无义；既无义，便无法按意义来分类，只能依句中的位置（如助字在句末）等来分类。因此《文通》的“义”“没有脱离句法功能，它交给我们的是一个意义与功能互融的分类原则”。3.3《文通》究竟主张“字无定类”还是“字有定类”历来多
数学者认为《文通》是“字无定类”说的始作俑者，说它把字类与句子成分机械地一一对应起来；A 类字只能充当甲种句子成分，如果由他类字充当甲种句子成分时，它就成为A类字了。 近年来有学人提出不同看法。陈兴伟（1996）认为，《文通》用字类和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确定典型词类，但它并未停留于此。它已认识到名词不仅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也可作定语，所以名词作定语时，仍称名词（案：并不都是如此。在静字节，马氏说作定语的名词如“臣德”“尧服”的“臣”、“尧”是用如静字的。199）；代词作定语时（如“是心”的“是”）仍称指示代字。继《文通》之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只依词充当何种句子成分定词类，从而得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结论。因此，陈兴伟说：“实施词类句子成分一一对应模式的是黎先生，而不是马建忠。”另有学者说：“其实《文通》是主张字有定类的，正是立足于字有定类，他才提出了字类假借说。果无定类，还有什么假借可言呢？”（注：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也有人仍认为《文通》是主张字无定类的，并探讨了导致“字无定类”的原因。赵惜微、陈一（1987）认为，《文通》的“字无定类”说是从“一字多义”说出发的。由于马氏扩大了“一字”的范围，又扩展了“多义”的外延，便得出“字无定类”的结论。“一字”本指同一个词，不应包括字形相同的两个或几个词，而马氏以“求之与，抑与之与？”为例，说“与之”的“与”和两个句末的“与”是一字多义，显然不妥。因为这两个“与”是字形相同、意义毫不相干的两个词。“多义”本指一个词有多种词汇意义，然从《文通》所举“多义”之例中，有指“无义可解”的虚字义与实字义为“多义”的（如指语气助词“与”和动词“与”为“多义”）。此外，马氏把类义的“义”和个别义（即词典中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的“义”混而不分。当它说“一字有不止一义”时，似乎是指的个别义；而说“义不同其类亦别焉”时，似乎又指的类义。其实，古汉语中存在大量一字多义却不多类的情况。再者，《文通》混淆了固有义之间的“义不同”与固有义和临时义之间的“义不同”。如：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两“将”是固有义之间的不同。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两“门”是固有义与临时义之间的不同（案：只是赵、陈两位没对固有义和临时义作出明确界定，理解上可能会因人而异。）。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