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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车险费率协议的持久性及其影响(1)(2)

2014-02-20 01:29

　　由此可见，车险费率协议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
　　费率协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各成员公司能否自觉执行的问题。如果政府和保险监督管理当局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或约束各保险公司之间的“串谋”行为，那么，各保险公司很可能利用“费率协议”作掩体，共同抬高车险价格。另一种情况是，参加费率协议的某些成员往往通过广告等媒体承诺其价格不高于任何其他公司。这对车险消费者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可能导致更高的费率，甚至在高利润的驱使下有可能冒违法的风险而进行合谋，阻止其他公司进入本地市场，限制竞争，不利于推进保险市场化进程。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外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并不在同一水平，像我国这样一个保险潜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国内产险公司最有可能对费率协议进行欺骗。因为维持车险费率协议必须支付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成本，必须具备对违反协定者严厉而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在都缺乏完善的组织系统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获得作为核定所谓行业平均成本之基础的成员公司的真实成本信息，而且其内部更加缺乏严厉有效的制裁手段。另一方面，车险费率协议可能将车险市场显性问题“隐蔽化”，给保险监管部门带来一种失真的信息——有行业自律把守，以至于在履行监管任务时有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放松警戒。
　　费率协议扭曲车险价格信号，导致严重的激励问题。有效的保险费率应该是能够反映承保风险的预期损失成本、承保人的费用率水平以及适当的利润率。然而，车险费率协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费率根据不同投保人、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损失成本预期的不同而变化的可能性，是不同投保人、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间费率水平的一种平均，导致了低风险投保人以及低风险地区对高风险投保人和高风险地区的保险费补贴。这一方面使得高风险的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低于其损失成本，即从事高风险的成本没有完全内部化，有一部分由其他人代为承担，这就会激励其进行高风险活动。另一方面，低风险的投保人也没有从其较低的损失成本中获得适当的奖励，其收益也没有完全内部化，这就会减弱其加强成本控制的激励。上述两个方面的效应组合是社会损失成本的进一步增加，保险在降低社会总风险成本方面的效率被大打折扣。而成本上升带来的费率进一步上升又加重了交叉补贴，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度更严重。对产险公司来讲，费率协议使车险费率难以随不同时间损失成本以及自身经营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征，大大削弱了降低保险成本和进行产品创新的激励作用。

　　车险费率协议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福利损失。费率协议旨在维护较高的车险费率，这对保障消费者未来可得性赔款利益，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固然有一定作用。但车险费率协议往往使费率监管更多地站在保险公司立场上和协调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的利益冲突的立场上维持较高的费率，过分强调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和发展，造成保险消费者保费支出的增加和福利的损失。
　　车险费率协议降低了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车险费率协议形成过程中较高信息搜集成本必然会降低效率，也就是说存在费率形成机制的帕累托改进。同时，费率协议给人造成产险公司具有无限理性的错觉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消费者总是相信产险公司的理性化和同质性，不去认真努力辨别车险市场上保险公司的优劣，保险公司也不具有为消费者提供质量信息，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的外在压力。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进一步下降。
　　车险商品属于高弹性商品，各产险公司如果想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必须采取降价的方式。由于各财产保险公司所处环境迥异，对那些状况较好的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车险费率协议是明显不划算的。这必然降低保险行业的整体福利和效率。
　　综上所述，在保险市场尚不成熟，车险市场法律和保险监管模式尚不确定，保险企业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费率协议具有调和过度竞争和市场矛盾的短期效应。但长期看，费率协议的效率也值得研究，更不能代替法规的作用，毕竟费率协议是与保险市场化相违的。

　　参考资料：
　　1.谢宪，车险管理制度改革理论思考，中国保险报，2002
　　2.毋育生，对车险管理制度改革的几点认识，中国保险报，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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