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城市商业银行市场经营环境的探析(2)

　　②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国内竞争加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并非是在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后才产生的，其实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我国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深化改革时便已经开始，只不过一则遵循的是潜移默化渐进式发展模式，另一则又都是国内企业，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就算是在入世五年后，我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外资银行也可能会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在某些领域内（如信用卡）与国内各商业银行展开厮杀，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竞争只可能发生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之间。随着国内外市场经营环境的改变，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市场定位重新部署战略，城市商业银行来自国内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也将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传统的大宗业务绝大部分仍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办理。如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级企业集团（部委）结算往来、事业经费拨付等基本仍由指定银行办理。资金的趋利性原则在计划指令和政策干预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竞争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同时，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加快改革转轨步伐，并将业务发展中心转移到中心城市，使平均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开拓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城市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重点被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领域，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和网点优势相比，明显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竞争的结果必将导致城市商业银行在利润和收益上付出代价。其次是跨区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承担着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所不具有的生存发展压力，因而从一开始就注重按照标准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确立内部管理机制、规范企业行为，基本上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结构，产权清晰，制约力强。它们虽然没有政府补贴，但不承担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很少有政府干预，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生存发展的行为目标指引下，管理严密、机制灵活、经营规范、服务完善，利用竞争手段开拓市场，其行为特征的市场化和竞争性远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甚。中国银行业的并购重组行为也首先出现在这些银行之间。如1996年广东发展银行收并中银信托投资公司，1999年3月中国光大银行整体收购原有中国投资银行29个分支行的137家营业网点。这些都表明区域性银行通过克服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况，初步打破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度垄断的状态，并以优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确立了竞争优势。

　　③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政策环境日趋严格。第一，国家利率连续下调和财税制度改革，使银行利润空间缩小。1993年7月到2002年3月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央行连续八次下调利率，而且从我国新发行的国债利率低于银行利率的情况来看，在近期内央行极可能将继续下调利率。由于我国金融产品的单一现状，银行的主营收入是存贷利差，利率的迅速走低致使存贷利差明显缩小，银行失去了高利润收入的政策空间。此外，金融新政策出台，使金融业利润趋于平均化；而财税新政策的施行，包括“坏”或“呆”帐准备金提取办法的改革和税率结构的调整，又进一步压缩了银行业的利润空间，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形势日益严峻。第二，国家大力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银行资金与用户大量分流。近年来，为促进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完善，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鼓励三类企业、投资机构、保险公司和个人投资者入市，这给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大大分流了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保险资金入市后，对银行的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影响巨大；二是分流了银行的优质客户，一些公司直接通过一级或二级市场筹资后，其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明显削弱，而这些企业通常是效益较好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客户，这部分客户的分流和退出，使得银行贷款客户资质相对下降。尽管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目前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国有银行。可以预见，随着开放基金的推出，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大。第三，国家对银行监管力度加大，限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安全防范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更引起了央行的注意，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的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全方位加大了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担保法》、《票据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一系列专门的法规性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金融当局对商业银行业务监管日益加强和规范。但由于现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过于粗略，以及政策执行本身存在随意性与模糊性，又制约了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在公平、有序、健康的原则下拓展。其最直接表现在产品品种和网点的设置上，现行政策限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使城市商业银行的政策优势已经基本丧失，在市场份额较低的条件下，造成其经营困难和优势下滑，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