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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自1980年中国保险业恢复以来,中国保险理赔的初始阶段便选择了现在看来是无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尽管存在着非独立性和不公正、不公平等重大缺陷,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抑制了潜在投保人的保险需求,但由于在传统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中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保险公司),他们力求巩固现有保险理赔制,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即便是新的保险公估制度较之现有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更有效率。换言之,初始的制度选择强化了现存保险理赔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使非绩效的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陷入了锁定状态。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尽管对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的历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研究范式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异;过分强调“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而无法正确处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对制度变迁主导性的影响,也无法真正把握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其应用范围仅限于熊彼特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而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极大地制约了民间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因而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对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路径解释适应范围有限,尤其难以回答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如何退出无效的路径依赖从而步入有效的路径依赖的问题。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二)上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短期分析框架,不能在若干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长期、动态地把握制度变迁的历史规律,尤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问题;对退出闭锁的处理也显得无能为力,对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未加考虑。因而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以便对制度变迁尤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演进过程和演进方向,进行合乎规律的历史考察。
演进经济学正在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并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众多社会演进理论中,斯密—杨格—杨小铠—哈耶克的社会市场演进理论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哈耶克以社会秩序二元观为基础的社会演进理论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研究范式对于考察中国本土的有关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及趋势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亦即人们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基础之上的。规则又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前者指由分散的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它内生于人们的行为过程中,帮助社会成员正确预期他人可能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人们交往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是指由特定的组织(如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强制他人服从的规则,并外在于人们的行为过程中。给定不同的环境条件,个人与内部规则之间、个人与特定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时而在利益冲突和竞争机制作用下相互制约,时而又在利益协调和合作中相互促进;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秩序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中,通过互动使得市场自发秩序和政府人造秩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进而得以逐步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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