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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综述(2)

2017-09-01 01:06
　　三、盈余管理动机研究回顾
　　在西方大量的文献中，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1）资本市场动机，表现在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影响股票价格、迎合财务分析师和管理部门的预期（即所公开的盈余预测）；（2）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动机，这种研究一般集中在管理者是否通过盈余管理来增加报酬或减少债务违约的可能性；（3）监管动机，这种动机主要表现为回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我国对第一类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具体文献上，Aharony、Lee和Wong（2000）考察了1992至1995间83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他们发现在IPO当年，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达到最高水平，然后逐渐下降。文章也同时发现未受保护的行业的收益下降比受保护的行业在统计上更具有显著性，发行B股的公司比H股公司下降的更多。林舒、魏明海（2000）则对同一期间发行A股的公司进行了研究。作者考察了A股公司IPO前后的收益表现，发现A股公司资产收益率在IPO前2年和前1年处于最高水平，在IPO当年显著下降，并不以IPO当年为分界线呈倒V形分布。他们应用调整后的DeAngelo模型对上市公司进行检验，发现这些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为正值，从而得出结论：工业类公司在IPO前运用盈余管理美化收益是其IPO后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我国对股票发行资格有较严的管制，公司也可能是为了获得上市资格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公司在发行过程前的盈余管理动机也属于第三类动机。
　　我国对第二类动机的研究相当少。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所决定的。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报酬形式单一，一般是固定工资加奖金，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报酬形式很少，而且多数管理者有着与会计盈余数据并无直接联系的隐性收入（如行政级别、公费消费等）。因此管理者通过调整盈余以影响股价和自己报酬的动机受到限制。此外，上市公司的主要债权人一般为国有商业银行，我国的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对债务契约履行情况的有效监督就会因为银行自身缺乏激励和政府行政干预而受到削弱。
　　我国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集中于对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鲜明特点。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监管部门制订了许多严格的措施来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亏损企业将被ST或PT，甚至终止上市；企业的再融资（主要是配股）必须达到相应的最低的盈余水平。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避免受到特殊处理、退市，或达到配股要求，就构成上市公司重要的盈余管理动机。Haw、Qi、Wu和Zhang（1998）从证券管制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成功地利用了涉及“线下项目”的交易以达到监管部门对收益指标的要求。
　　孙铮、王跃堂（1999）、陆宇建（2002）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孙铮等应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分布检测法。陆建桥（2002）运用扩展的Jones模型对上交所22家亏损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得出结论：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在首次亏损年份调减收益，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份和扭亏为盈年份调增收益。蒋义宏（2002）则选择2000年首次亏损、扭亏和摘帽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他指出：亏损上市公司不仅通过应计项目也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调整收益。陈晓（2003）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扭亏为盈这一“变脸”现象。研究结果显示：除了操纵性应计利润，关联交易、重组活动和亏损类型也对其扭亏起到了显著影响。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上市公司的配股动机进行了研究。蒋义宏、魏刚（1998）、Haw、Qi、Wu和Zhang（1998），刘杰（1999），孙铮、李增泉（1999），陆宇建（2002）对上市公司的ROE分布进行了统计，都发现上市公司的ROE集中在配股生命线（ROE等于10%）右侧。这些研究说明上市公司可能为配股而进行利润操纵。陈小悦、肖星、过晓燕（2000），陆宇建（2003）对上市公司的应计利润总额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具有配股权的临界公司应计利润总额比非临界公司显著要高。蒋义宏（2002）研究了临界公司的净利润与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的差异，发现临界公司的二者之差大于其它公司。陈晓（2003）则从寻求上市公司配股之后业绩大幅滑坡的原因出发，指出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要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