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3)
2017-10-03 04:42
导读：（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1998）。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近年来随着国民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1996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