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管理咨询业信誉问题研究(2)
2014-06-19 01:27
导读：司，拥有比较好的品牌（一定意义上的信誉）优势，就是我国咨询公司与他们之间的最大差距。良好的品牌信誉必定会给他们带来较好的利润和巨大的份额
司，拥有比较好的品牌（一定意义上的信誉）优势，就是我国咨询公司与他们之间的最大差距。良好的品牌信誉必定会给他们带来较好的利润和巨大的份额。而我国管理咨询机构中的大多数，只能是通过长期的努力来缩小这种信誉上的差距。
3、在缺乏有效管理的我国管理咨询市场上，市场的逆向选择导致中国管理咨询机构信誉建立太大。我国管理咨询业存在许多不同的管理咨询产品提供者。他们之间有质量比较优的，也有质量比较差和相当差的，甚至有一些以欺诈为手段，打着管理咨询的旗号来欺骗企业的。前一段时间中国认监委对全国ISO9000认证和咨询市场的资料显示，有相当一批违法经营者在市场上，以至有人把认证、咨询市场叫做“骗子的天空”，这不仅使管理咨询产品的买方——企业的权益受到威胁和损害，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还会使相对素质较高的管理咨询机构被排除在管理咨询业之外，如果任其发展，那么中国管理咨询业的未来将是黯淡的。
4、管理咨询业存在的风险使得信誉问题格外重要。管理咨询产品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交易双方签定契约之后，并不是交易的结束，而刚好只是交易的开始。对于管理咨询产品的购买者来说，在进行管理咨询的过程中，产品的质量才能得以逐渐显示出来。而管理咨询过程是由一系列比较隐秘的工作构成的。在签约之时，很难把所有的条款都写在契约中，必然会有一些隐含契约的存在，不可视察的未来行为就引起了道德风险的问题。由此管理咨询机构就可能作出损害委托人权益的行为，而管理咨询产品的质量难以测量，使得品质低劣的管理咨询机构无所忌惮地损害代理人的权益，这对委托人（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创造信誉——我国管理咨询业信誉建立的对策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1、为信誉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晰和缺乏合理激励的现实，使得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压力也缺乏动力去建立信誉；而非公有制企业则因为缺乏必要的产权保护而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结果，他们不会选择追求长远利益，这样就不可能建立起信誉。因为只有追求长远利益者才会把建立和维持信誉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建立完善的体系，依法治理市场。法律环境是博弈的主要环境，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法律可以保障企业最低的道德和信誉，管理咨询业需要的法律除了产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外，还应当有一些针对管理咨询业的行业规范、标准等。
2、建立全国性管理咨询业行业协会，构造合格的行业管理和服务主体。从发达
对管理咨询业所采取的“政府调控，协会管理’的成功模式看来，这一模式对提高管理咨询业的整体服务质量，促进管理咨询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耍的作用。我国目前虽然也成立了一些管理咨询行业协会，但其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因此，建议政府采取扶植行业协会发展的政策，要把咨询行业协会作为可依托的对象，使其成为政府的助手和行业管理的中枢，形成合理的。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和交流，将行业的发展纳入良性竞争的轨道。通过合格的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运作，尽快制定行业道德准则和职业规范、质量标准，实行行业资格准入审核和个人职业资格考核定级发证制度、管理咨询机构信誉评审制度，为素质优秀的管理咨询机构创造较好的发展环境。
3、依托现代化手段减小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我国信誉有关信息的透明度低，信息传递不畅。低透明度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市场信用环境的完善，对管理咨询业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加强管理咨询机构的信誉管理，目的就是要使信息弱势一方可以得到有关机构较真实、完整的信息。可以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信息弱势方面组织起来自我保护。例如，由企业联合会为企业提供有关机构的信息；发展第三方提供信誉信息的机制，由权威、公正的第三方为企业提供公正的信誉评审，并公之于众，形成良好的社会信誉体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4、加大对不讲信誉行为的机构和个人的惩罚力度，对信誉良好的管理咨询机构给予有效的奖励。良好的信誉必须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为此，需要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对有关管理咨询的业务资格等进行必要的立法、建立标准，从而做到依法管理依法惩处。
同时对于那些信誉比较好的管理咨询机构，可以作出公开的奖励。结合有关媒体和权威管理机构来给予宣传，使他们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信誉的奖励。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2]迈克·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
[3]钟书华等《中国咨询市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忠元、向洪《信誉资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5]王则柯、劳平《市场经济与政府责任》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