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2)
2013-06-01 01:23
导读:——《静惕堂词序》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
——《静惕堂词序》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邹祗谟等之后提出。《离骚》以香草引类警喻,《诗经》中的变雅之作,是王道由盛变衰后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诗,运用赋比兴的手法,通过“主文谲谏”达到怨刺上政,从而产生温柔敦厚。这些手法用于词中则是“意内言外”,即言情之词与传统诗教相结合,反映社会现实,“鼓吹元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兴手法,将词拉向诗教的轨道。同时,他推论词的源头,进一步阐述词与诗功能的相同:“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旬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水村琴趣序》)南风歌、五子歌均有其严肃的主题,是
诗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与词相提并论,更抬高了词的诗教功能,也抬高了词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词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观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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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靡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江湖载酒集》被当时词人曹尔堪称为绵丽与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曝书亭集·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