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2)
2013-06-29 01:28
导读：《文章辨体汇选》“只存抄本”，并有“黄氏父子藏书印记”，即黄居中千顷斋、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印记。这意味着此书应是黄居中(1562—1644)所得，他死
《文章辨体汇选》“只存抄本”，并有“黄氏父子藏书印记”，即黄居中千顷斋、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印记。这意味着此书应是黄居中(1562—1644)所得，他死后由儿子黄虞稷(1629—1691)继承。黄居中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此时黄虞稷15岁。他是黄居中67岁时所生。黄居中死后，黄虞稷承继先父遗志，勤奋好学，继续藏书，并以撰《千顷堂书目》著称。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说，顺治五年戊子(1648)他到南京黄氏千顷斋访书。黄虞稷对他说：“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宫，修脯所人，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寝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丧乱之后，闭关读《易》，笺注数改，丹铅杂然，易箦之前手未尝释卷帙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惟夫子之于书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记之，庶几劫灰之后，吾父子之名与此书犹在人间也。”(卷26)黄居中原籍福建晋江，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中举，先是出任上海县教谕，后升任南京国子监丞，直到去世。朱彝尊《明诗综》录有黄居中《寄儿》一首，序云：“居中字明立，晋江人，万历乙酉举人，自上海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并引《能静居诗话》注云：“监丞锐意藏书，手自抄撮。仲子虞稷继之，岁增月益。……晓夜孜孜，不废雠勘，著录凡八万册。坟土未干，皆归他人插架，深可惋惜也。”(卷60)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明朝亡，即黄虞稷所说“丧乱之后”，黄居中以82岁高龄抑郁而死于南京家中。由此可知，黄虞稷千顷堂创自黄居中千顷斋，千顷堂藏书的大部分源于黄居中千顷斋藏书。《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即为《千顷堂书目》的主要来源。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文章辨体汇选》抄本既然是黄居中所藏，就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去世之前所获。《道光和尚述》写成并入编的时间，自然只能在道光和尚死后到黄居中获得抄本之前。将这期间设为最大限度，即设定道光和尚最早死于崇祯十四、十五年间，到黄居中获得抄本的崇祯十六、十七年间，充其量只有二三年时间。这期间正是明亡前夕，《道光和尚述》所谓“四方多事”，兵荒马乱的年头。
此书卷帙浩繁，有七百八十卷之多。从“原稿初脱”到抄本抄成，被黄居中收藏，颇需时日。此书“未经刊定”，目录尚未编写，可知抄本不会是贺复徵自己所为。如果抄本是他所为——例如请人抄写，或黄居中向他借抄，则他当有“刊定”和编出目录的时间与必要。既然这些事他都没有做，定有缘故。其中也许与他信奉佛教有关。贺复徵及其家庭信仰佛教。他在《道光和尚述》中提到，其父死时，正值“四方多事”。又说：“尝与师订，予于自锄园后设双榻，与师结夏其中，为予弟子开示《楞严》指归，一扫言诠诸障。师为首肯。奈予心杂而懒，当面错过，至今为之悲恨。”在道光和尚生前死后，贺复徵奉佛之念既深，加上兵荒马乱，不但搜罗文献编书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心志也已不在编书上了。所谓“一扫言诠诸障”，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透过文字障碍弄懂《楞严经》的含义宗旨，一是指文字原是了悟实相的名色障碍，不可执著。他在《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中说：“比丘尼海义出自余家，皈心佛土，十年前发兹弘愿，恭制双幡，绣补陀大士三十二相，相相庄严。越十年披剃，今又十年，欲挂幡海外，报佛斋僧。惟祈十方檀那同具至心，圆此善果……”(卷397)。补陀大士即观音菩萨。这位海义尼姑既出自贺家，表明他家有“披剃”为尼的女子，则贺复徵自己又何尝不会转而一心奉佛。从而这便存在一种可能，即贺复微是因道光和尚去世才写了《道光和尚述》并入编，在此前，例如其父去世前后，实际上已中断编书之事，以至此书没有最终编定。而“贺本序”在《道光和尚述》之前，甚至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刊行之前就已被贺复徵发现、人编，便成为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文章辨体汇选》是文选，不是专著，前后没有顺序，可按编者已掌握的资料，将单篇文章随时编入。“原稿初脱”的时间，实际上只是全书脱稿的时间下限，除《道光和尚述》那样的特例之外，我们难以推测每一单篇文章被编者发现、入编的时间上限。设若有人提出，“贺本序”可能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刊行之前若干年就已被贺复徵发现，至少在目前，也是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性，毕竟贺复徵比金圣叹年长8岁。
之所以提出这种可能性，还因“贺本序”被编入“序”之“词曲类”，即为“词曲”所作的序。《文章辨体汇编》所列“词曲”，实即散曲和《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戏曲。《文章辨体汇选》旨在汇集、辨别文体，对小说没有兴趣。虽然明中叶以来，从李贽、袁宏道到金圣叹都称扬《水浒》的文章，体现出小说之文章观念的滋生，而《文章辨体汇选》罗列文体达一百三十二门之多，各门之下又划分为几类甚至几十类，连“杂文”、“杂著”也列为一门文体，却没有小说、演义之类文体的踪影。可知他的文章观念一如传统，小说依然不算文章。按传统观念，像金批《水浒》那样的通俗小说，是“话”(白话)，不是“文”(文辞)，与文章性质迥异，比不得“词曲”原属诗之流裔。不仅金圣叹，就连汪道昆、李贽在万历年间为《水浒》所作的序言，也不在《文章辨体汇选》所选之列。金批《水浒》“序三”已明言“《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但贺复徵却将“贺本序”列为“词曲类”之首。若“贺本序”源于金批《水浒》，贺复徵不会不知道《水浒》是小说，将之归人“词曲类”，显然属文体归类不当。他犯这种常识错误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他不惜牺牲全书文体划分的一致性，而故意如此。若按《文章辨体汇选》自身的文章观念和文体划分的一致性，则“贺本序”当源于一种属于“词曲类”的《水浒传》，而非金批《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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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本序”本文并无“小说”字样，但说“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云云。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黄霖先生认为：“这里的‘的’，即真实、实在的意思，故‘的本’犹言真本。”相对于经过“增益编成”的“的本”——“真本”，其实也就是原本。这“施耐庵的本”究竟是否小说，迄今无从断定。我们知道，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厘为八卷，而杂剧称“折”，南戏、传奇称“出”，迄未见有戏曲称“卷”，然而王实甫能突破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惯例而编撰了五本二十折的《西厢记》，焉知施耐庵不会向另一个方向突破惯例，继续元杂剧“水浒戏”之风，编了一部七十一卷名曰《水浒传》的“水浒戏”?这自然只是“贺本序”被归入“词曲类”所内涵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贺本序”有条件源于“金本序”。设若我们据此指认它源于“金本序”，固然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但应注意，这是以抹杀其它可能性的存在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也许正是“贺本序”对于《水浒》作者研究可能含有的史料价值。
四、施耐庵和施伯雨 据已知资料，施耐庵这个名字是在明朝随《水浒》的流行才见诸载籍。明朝人普遍将他视为元朝人，如李贽《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序》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但从未见施耐庵还有“施伯雨”之名。清初倒有一个施伯雨，但既非元朝人，也与《水浒》无关。这是“贺本序”特别引人注目的又一原因。笔者其实并非为了施耐庵，而是为查考小说观念与文章观念之关系的演变才细读《文章辨体汇选》，无意中读到“贺本序”署名“元施伯雨”，不禁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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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本序”既然很可能源于“金本序”，则“元施伯雨”之名便很可能是贺复徵据己意所加。在贺复徵的时代，《水浒》已脍炙，施耐庵闻名于世却无人知其详情，而又众说纷纭，他会不会毫无根据地说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文章辨体汇选》“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贺复徵是以汇集和辨别文体的学术态度从事此书，宗旨也在汇集和辨别文体，并不在于查考作者。此书所选文章，是作为某类文体的例证、典范，贺复徵也将自己的文章选编其中，如果毫无根据地瞎说作者之名，岂非自取其辱。另外，已如上述，贺复徵的文章观念恪守传统，并不把小说视为文章，如果不是自己确知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犯不着生造出一个“元施伯雨”之名。当然，如果“贺本序”并非源于“金本序”，而是另有来源，则“元施伯雨”就可能是所据底本固有的署名。
但问题在于，这只是“贺本序”提供的一家之言。它是否属实，需要证实或证伪。然而迄于目前，虽经穷搜力索，但限于见闻，在元、明两朝的文献中尚未找到一个叫做“施伯雨”的人。对这个问题，迄未能证实，但犹如上述，却也不能证伪，予以抹杀。“贺本序”作为一种文献存在，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自然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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