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中国现代悲剧的文化审美转向(2)
2013-07-28 01:21
导读：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
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的某种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呈现中以期达到对悲剧本身的解释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悲剧的特点往往与中国人所欣赏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矛盾的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西方人从心理上能够正视人生的重大危机与不幸,希望认识造成这种危机与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悲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愿也不敢正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不敢在戏剧乃至其它文学样态中呈现出人生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荒诞、堕落所带来的不合理甚至悲惨的现象,即使偶尔予以揭露,也是以“喜”的结局给人们以心理安慰。
然而,一部悲痛的近现代史给全体中国人以极大地震撼,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不得不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巨大的疑问。于是,缺乏悲剧观念与悲剧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走向崩溃,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土地上逐步形成,那就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 置身于一个颓败、荒唐、堕落世界里的曹禺与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觉醒的整个民族一起注视着这个悲惨的现实,曹禺曾经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过深层次的分析,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人海里”。
第二,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知。
曹禺在他青年学生时代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他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认为是“宇宙与人性的颂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玉珠,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他的短短的评述当中就多次出现“人性”、“人道主义”等字眼。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理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记忆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将此推及于一个巅峰与极致,强调个体人格、价值与尊严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哲学上的革命或者说是复兴顺应了西方社会变革的需要与历史的发展必然。
哲学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向以‘平衡’‘守常’为特点,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片面’‘突破’”。“前者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觉醒,而有拉娜的离家出走;后者强调的是个体融于整体之中,而有翠鸾与负心人的破镜重圆”。
似乎可以这样讲,曹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从对现实朦胧的感受到内心的觉醒与彻悟的过程,是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伟大升华的过程。有人曾经评价过曹禺,说他“是一位重感情轻理性的人”。虽然这种哲学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系统的理论性著述的自觉学习与研究,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找过宗教找过民主,也就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使自己的悲剧作品熔铸了值得宝贵的哲学品质,凸显出一种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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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新的艺术审美观的生成。
“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作者借助于西方的话剧这种呈现方式并称之为“攀上高山之巅”,那么,作者是如何“望穿”、“判断”他所“非常厌恶”的那个社会的呢?
我曾经在《曹禺“悲剧精神”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