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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天成这一标准出发．“野”不断进入文人的表现视野，唐人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正月》云：“薄薄淡霭弄野姿，寒绿幽风生短丝”，宋人陆游《野性》诗云：“野性从来与世疏，俗尘自不到我庐”，赋予“野”以自然之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以天真野逸来标举谪仙李白的诗风，“野”也就具有了某种判断诗风的意蕴。宋人苏辙《咏竹》云：“廛居多野思，移种近墙阴。”诗人心中无限心事，已由“野”一词合盘托出，“野”标识着道德言说的淡化趋势。正因如此，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竞将“野”视为杜诗的一大缺陷：“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细玩《封主簿亲事不合诗》：“禁脔去东床，趋庭赴北堂。风波空远涉，琴瑟几虚张。渥水出骐骥，昆山生凤凰。两家诚款款，中道许苍苍。颇谓秦晋匹，从来王谢郎。青春动才调，白首缺辉光。玉润终孤立，珠明得暗藏。馀寒折花卉，恨别满江乡。”只是其选材为青春才调的秦晋之好，方有吕氏据德而发的断语，究其实，质野在饱含诗史意味的杜甫那里，正是一种刻画社会的艺术真实手段，一类洋溢天地自然的理趣与生命意识的综合表现，若断章摘句地去理解．难免会胶柱鼓瑟、凿枘不通。生命意识的彰显，使文人亦以“野”来论画，宋人郭若虚评价黄筌、徐熙花鸟画之体．就直以“野”为准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手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富贵”标示了对晚唐宫廷世俗思潮的接续，“野逸”则告白着自然清新的审美意识的来临。“野逸”展示了道德言说的淡化，而凸显了生命精神的光华。这种由注重色彩效果趋向精神价值转变的艺术取向，恰是对有宋一代重质轻文的古文运动的积极回应。明人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云：“若闲缓寂寞以为柔淡，重浊剜切以为沉著，艰诘晦塞以为含蓄，野俚辏积以为典厚，岂惟缪于诸义，亦并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这里就文学风格的尺度把握来阐明内明外润、玩味无穷之诗歌的隐秀境界，“野俚”也就具有了某种不够含蓄、流于浅露的文化表象。
清中叶以来，思想启蒙思潮异军突起。思想松绑促使诗学追求呈多元化趋势，庙堂独尊的道德言说向质朴草野的文化视野发展。刘熙载《诗概》云：“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如前所云，刘熙载强调诗歌意象的豪放天然，天地自然的理趣与主体至善的人文体性连通，成就了中国诗学意境的自然特质。邹锼则借张潮的《幽梦影》，从比德思维上来推崇“野”：“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历数自然界这些博取“君子”之名的植物．来抒写文人自我心志的崇高。菊花以超然脱俗的气韵在翰墨里溢彩流光．以飘逸不羁的风骨守护着人间至真的纯净，它给人一种野疏天真的人文品性、昂然绽放的生命精彩。世人从菊的品格里也观照和体味到了自我的人格价值和生存意义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小桥流水，似田园牧歌，素朴而淡雅；灯红酒绿，为世道巨网，喧嚣而浮华。自然与世俗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材料源泉，自由精神与道德取向则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命题。万物载德，人文意识沉沦于现实的功利目的．精神自由隐匿于各个时代的道德法则与生命元素的控御形态。人类文化原点是一段血火熔铸的历史，而礼乐文化、儒学精神的灌注使得茹毛饮血的生命狂热被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所替代．中国文学的质朴野陛蛰伏于道德言说的空间．礼乐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缚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发。“野”不仅标榜着一种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从一定程度上说，“野”是逍遥而游的道家风范的遗留，是主体精神酣畅抒发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砸破伦理枷锁、对野性与原始气脉的赞美。文学批评的“野”范畴．大体以唐为界。唐代以前，它虽有某些批评标准的意味，但多为鄙俗的文学意蕴。而自唐以后，“野”便具有了文学风格的意味，其所包孕的生命意识逐渐加重，人格风范也成为文人所关注的意义趋向。总体看来，道家思想所绽现的自然花朵，促使文人随顺本性、趋向本体意义上的回归自我，“野”就由单纯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体转换，显示出精神体用结合的精致与饱满，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体悟宇宙的文学批评境界与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