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迂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2)
2013-08-13 01:13
导读：柳宗元以文章独步于中唐，不管是论说、寓言小品、传记、山水游记、骚体杂文等，均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特别是谪迁之后的散文创
柳宗元以文章独步于中唐，不管是论说、寓言小品、传记、山水游记、骚体杂文等，均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特别是谪迁之后的散文创作，内结抑郁悲愤之气，外染岭南民俗风情，发而为文，“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正如余华先生程子山日：“前辈谓退之子厚皆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程子山道出了柳宗元后期散文创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笔者看来，受当地民俗风情之浸染，并在后期借鉴吸收岭南民间文化因子，应当是其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传记和山水游记中的岭南民俗物象
首先，在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窥析当地的一些民风民情，如其作于柳州时期的《童区寄传》中写到：“柳先生日：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其中所反映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买卖杀害儿童的残酷习俗，关于这一点，柳宗元在<三戒》篇<永某氏之鼠>一文中亦有相关记述：“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扑之，杀鼠如丘。”其中再次提到了“购僮”这一风俗。作者从岭南的民俗风物中获取写作的题材，并将其演绎成为一则带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通过主人公区寄与两个贼人斗志斗勇的传奇经历，歌颂了以弱抗暴的不屈斗争精神。除此以外，《梓人传》和<李赤传》等篇跟流行于当地的民间传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次，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也有一些涉及岭南民俗事象的作品，如《柳州复大云寺记》云：“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面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日神不置我已矣。……唯浮图事神而语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越地百姓对于神鬼巫祀的笃信之深，他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弃之不顾，也不愿违逆鬼神的旨意，这种信仰民俗，至今仍在岭南地区留有很深的文化印迹。又如《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有对于岭南风物的直接描写：“雷山两崖皆东西，蓄崖中日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糈禾，阴酒，虔则应。”从中所描画出的应该是一幅当地百姓的祈神降雨仪式图，而所祭之神应是雷神。<岭外代答》“天神”篇中有关于这一风俗的记载：“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日祭天。盖雷州有雷庙，威灵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钦人尤盛。圃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日天神降也。许祭天以禳之。”柳宗元亦有(雷塘祷雨文》云：“惟神之居，为坎为雷。专此二象，宅于严限。风马云车，肃焉徘徊。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之，我以诚往。”从中可见，柳宗元即使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当其置身于岭南这种信巫事鬼、民神杂糅的风俗物象之时，似乎也身不由己的陷人神鬼情结中不能自拔了。
(二)寓言小品和赋体杂文中蕴含的岭南民问文化因子
以寓言观之，柳宗元的重要代表作《三戒》在写作手法上是以物拟人，其中的动物形象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黔之驴》一篇可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关于这些动物故事题材的取处，柳宗元在《三戒》篇首这样说到：“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三则故事是从“客谈”处得来，而非柳氏本人创作。其流传地点，很有可能就在当时的岭南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广一带。以《黔之驴》为例，季羡林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首先归纳了《黔之驴》这篇寓言的几个特点，即驴和虎是故事中的主角、虎因为驴的呜叫而吓跑、驴终于显示其真本领而最终为虎所食等几个方面，接着援引了来自印度、希腊等国的多则同类型寓言故事，与之作以比较，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民间流行的这样的故事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播开来，终于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这则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结合柳宗元在篇首所记内容，可见，这则故事既非他本人创作，也非在什么书里看到，而是取自于民间流传。另外在《永某氏之鼠》一篇中，通过文中提到的购僮捕鼠这一细节看来，应该也是取自岭南地区的民间传说。
在柳宗元后期部分赋体文学的创作中，也蕴含有岭南民俗文化的因素。以其作于永州时期的《牛赋》而言，他饱含激愤，以牛自喻，认为牛虽然无私奉献于社会，却不如那些赢弱的病驴笨马，最终只会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苏东坡对此曾云：“岭外俗皆恬杀牛，海南为甚……”。可见，《牛赋》的创作，柳宗元是受了岭南民俗文化直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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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民俗风情渗透于其后期的诗文创作中，给他的诗文增加了多元民俗文化元素，这种新的审美特征使其作品的风格和意象都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南疆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