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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化理论与《水浒传》阐释文(2)

2013-08-23 01:05 杨温和马都头比棒与林冲和洪教头比试，杨温泰安打擂与燕青泰安打擂，等等，是何其相似!由此看来，《水浒传》确实是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之后“集撰”所成，它汇集了说书艺人们的智慧才干，体现着他们“世事洞明”的深刻，也体现着市民的审美趣味倾向;当然，作者天才的艺术创作力在成书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习惯于“历史演变法”的现当代中国学者，“往往把故事素材直接等同于小说艺术，低估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似乎只是把散见于各处的故事凑合到一起就行了，如胡适就曾武断地称《三国演义》的最后写定者为‘平凡的陋儒’。
    陈文新在其专著《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宋元说话中的水浒故事并非以鸿篇巨制的‘讲史’的面目出现，而是属于短篇的‘小说’门类。”《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英雄好汉的故事是由不同的说话人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民间艺术的产物，“而民间艺术家创作故事，首先是追求有趣”，因为“粗野和趣味性正是民间文学的本色”。〔’〕

   王振星曾经从巴赫金狂欢化的理论高度来考察《水浒传》中的狂欢化因素，他在《(水浒传>狂欢化的文学品格》中从《水浒传》张扬的一种狂欢化的精神、人物形象塑造的狂欢化的勃勃生机以及叙事结构狂欢化特征等角度探析小说的狂欢化色彩。例证之一就是李遴判案。其实，结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蒙元统治时期汉人与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等异族的奴役压迫之下，寻常百姓从心底里鄙视那些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毫无阳刚之气的同胞，因此有了“打了人的才是英雄好汉，被打的活该”的希望奋起反抗的心理情绪，不过这种心理宣泄的渠道是通过喜剧的“笑中见泪”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曹开英《论<水浒传>的狂欢化叙事》认为:“《水浒传》的读者忽视小说的道德意义、忽视书中人物行径的道德污点，反而以一种激赏的心态去关注故事，在故事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这已具有了俄国学者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化的特征。rr [6〕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读者，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读者，从来没有“忽视小说的道德意义”，而是总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水浒传》进行解读，此其一;其二，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化特征主要包括“粗俗、狠衷、疯狂和怪诞”等，而这些特征与《水浒传》的叙事基本上是没有契合点的。曹开英在文中把武松杀嫂当作“疯狂”，其实“残忍”或许更为确切;把宋江凌迟黄文炳、杨雄分割潘巧云解读为“作者与读者之所以不去深究其法律、道德层面的不足，实在是因为这些行为与每个人心中肆意妄为的狂欢化情节契合了”，其实作者与读者正是从当时的法律和当时的道德层面出发进行叙事和理解的;把鲁智深解救金氏父女、武松重视手足之情、宋江是闻名的孝子解读为狂欢化理论中“亲昵化”实在是不伦不类;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解读为狂欢化文化中的“粗俗、荒唐”和“不过是醉汉发泄而已”，显然是先人之见地有了结论然后又论证其前理解的，李蛰、金圣叹等人都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看作是活佛率性而为的行为，而不是什么典型的狂欢化展现。用狂欢化理论解读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内核就是“加冕—去冕”，然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佛家圣地则没有这个内核，不过是“呵佛骂祖”的禅家精神的精彩上演罢了，还有一点世俗地嘲弄仙佛以取乐戏谑以及狂放不羁精神的发泄而已。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阳明心学和禅宗精神来看，就会理解得很自然，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观照这个现象，总是觉得那么“隔”。〔’〕这是因为这个现象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用来表达“佛性”不在于闭眼合掌、俨然一幅念经修炼的样子，而是在于“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李蛰语)。鲁智深是个活佛，虽然不念佛经，不做礼拜，然而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救济贫弱、普救生灵，这些所作所为都是真正佛性的寓体。外面一个和尚模样虽然好看，如果不普度众生、为弱势群体做点实际的事情，即使是整天诵经念佛也是没有一点佛性的;鲁智深虽然杀人放火，但是他义薄云天，为救人而不计后果，一心保国安民，所以最后反而成了正果。也就是说，佛性在于救济的行动，不在于装模作样的形式，这是《水浒传》想要表达的对佛教真义的理解。狂欢化现象及其理论，诞生于西方的“酒神”文化之中，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个个案的分析上，它怎么能够进行地道的诊释呢?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中西文化的差异，文化的民族性，都内在地要求不能迷信和硬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像毛泽东思想那样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西方理论拿来死搬硬套中国文化中的现象，只能是削足适履，搞得不伦不类。文化的多元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基本保证，思想文化的全球化或西方化则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社会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