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2)

　　“五四”的个性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唤醒人的目的，一些知识青年被唤醒并积极投身于个性解放运动。然而这种以自我解放为核心的个性解放并不能承担起人的解放的全部责任，一些在个性解放的感召下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普遍感觉到了觉醒后的困惑和苦闷，他们不得不发问：解放了的自我，出路在哪儿？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个性解放显示了它的局限性 。因为“五四”个性解放的内容更多的局限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对人的肯定主要是求诸于社会，要求社会改变吃人的历史，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包括小人物的价值。它对人的发现和肯定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求诸于社会的个性解放必须借助于社会这个环境，然而此时的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并未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并没有给个体人格拓宽生存的空间 ，而是一个常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正如鲁迅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如狂人、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都是在“五四”个性解放的倡导下觉醒了的一代人，他们勇敢地反抗传统礼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面对社会的大环境，他们在现实中碰壁，随之苦闷、彷徨，最终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企图让这些孤立无援的个人承担起整体精神重建的重任，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讲都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幻想。

　　“五四”以后，这些先知先觉的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真正解放仅仅依靠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够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解放程度。这是由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个性解放追求与现实环境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尖锐冲突，他们的个性解放陷入了困境。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个性受到社会的多重阻力的压迫，他们在个性解放之后找不到出路，遭遇了来自经济、政治、精神的苦闷等多种问题的困扰，因而普遍对个性解放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失望。鲁迅先生对个性解放后的苦闷在《彷徨》中反映出来。在《伤逝》中分析子君和涓生，所构建的“幸福家庭”在现实中幻灭后，子君最终不得不回到她原来所憎恨的父辈家庭。这除了主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缺少经济上的支撑，经济的困厄把大多数个性解放的觉醒者扼杀了。吕纬甫和魏连殳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启蒙精英们也都被排挤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边缘地带。

　　吕纬甫和魏连殳所遭遇到的来自物质、精神、生存的多种境遇表明了启蒙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面前的自我意识的分裂和个体人格的再次失落的悲哀。“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吕纬甫、魏连殳们得不到一个承认和肯定自我价值的文化整体的支撑，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最终只能从启蒙者变成子曰诗云的冬烘先生，变成军阀的幕僚。为了生存，他们妥协、屈从于他们曾以个性解放与之抗争过的社会：吕纬甫受雇于人，教《三字经》、《女儿经》；魏连殳与“新”的宾客打牌猜拳，魏连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为了不再受冷漠，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曾经以武力抗拒包围着他们的封建势力，然而最终也只能与旧社会恶势力相妥协。他们痛心于自己的现在，内心里忍受着理想与希望破灭后无力挽回的折磨。他们“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天……”②。这一切都说明了个性解放的局限和困厄。

　　三、蜕变

　　个性解放遭遇现实困境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靠精神启蒙尚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何况精神层面的变革是长期的、艰巨的、深刻的，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很难实现的。为进行新文化运动而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只是从事文化批判，宣传“批判时政，非其旨也”。然而没过多久，陈独秀便由倡导文学革命转向号召政治革命，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期撰文表示“吾人几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明宗义之第一章，即为抉择政治良否问题。”此时，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已认识到，启蒙的目的还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这与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实是一脉相承，而且在此后，还有更大的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领导新一轮的制度变革，与国民党联合北伐。直至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受新的革命高潮的裹挟，从追求民主、科学、自由、进步而服膺十月革命，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逐渐增多，文学界开始有了“革命文学”的主张和实践。革命派知识分子要颠覆前辈文学家所创立的“五四”文学传统,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去全面取代“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用文学的“政治工具论”去全面消解新文学的“非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念。至此，“五四”文学的启蒙主题不得不被拯救民族危难的主题所冲淡，社会解放的呼声明显高于个性解放的诉求，“人的文学”逐渐为“阶级文学”所取代。三十年代除了巴金、老舍、曹禺等极少数作家，继续以五四启蒙精神为倡导进行创作外，“左翼文学”占据了主流，后来经过几次大众化之争，逐渐过渡到了解放区工农兵文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进一步消弱、淡化，以至发生角色的互换，由启蒙者而成为被启蒙者改造的对象，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红色”之路。

　　随着“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退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