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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百合花》曲折艰难的发表过程，也能看出它并不十分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不仅不是一篇单纯的歌颂军民关系的小说，而且，还与当时的评价尺度存在距离。茹志鹃后来这样回忆《百合花》面世的艰难过程以及她当时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我把它寄给了别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来了，再寄出去又退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一来，作品连修改的余地也没有了。我为《百合花》伤心，同时，也发觉自己对文艺的看法和那些编辑部存在距离，这一点很使我苦恼，甚至对自己能否写作也发生了怀疑。(《今年春天》，《解放日报》1962年5月17日)
用诗意的方式表现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却被当做“感情阴暗”，这说明《百合花》并不是一篇符合时代尺度的小说，并不是一篇纯粹的“歌颂”性质的作品，也足以证明歌颂“军民关系”之说并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题。事实上，反映“军民关系”只是这篇小说所承载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内容，而更深层、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却是对战争时期的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对平凡而温暖的“母性之爱”的赞美，是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和伦理态度的认同，——正是这些方面的内容，使《百合花》至今读来，令人犹觉亲切、温馨和美好。
事实上，《百合花》的写作还包含着一种与时代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心情态度:既是表达对人人自危的现实状况的失望，也是抒发对往昔的燃情岁月的追怀。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中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在《百合花》里，茹志鹃着力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关系与融洽、密切的感情。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
《百合花》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正像一位研究“十七年”文学的学者所准确阐释的那样:“曲终人散，淡得不着痕迹，但却在无意间打破两情相悦，就一定要‘大团圆’的俗套，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美。”(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因为超越了“两情相悦”的世俗性，因为其一尘不染的纯洁和美好，便很容易升华为“母性之爱”。母爱的天然倾向，就是用包容与呵护的态度对待生命。这种爱是点点滴滴渗透到细节中的爱。它倾向于从生活中最细小的方面来体贴和关心人。小说中的“我”尽管是一个军人，但是，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女战士，而是一位亲切的女性；她与通讯员的谈话中，没有普遍流行的“仇恨话语”，而是令人觉得亲切的家常话。《百合花》里的人物对话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之所以让人觉得亲切，就在这“随便”两字。一位母亲式的大姐姐，面对一个懵懵懂懂、腼腆可爱的小同乡，随随便便地唠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便让人觉得有人情味，便让人觉得真实。这就是母性之爱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现。《红楼梦》的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就是善写“家常话”，就是在寻常的对话里，写出了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情调。
与“我”的拉家常一样，新媳妇给通讯员缝衣服，也是《百合花》中最能表现“没有爱情的爱情”尤其是母性之爱的一个细节。这与《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晴雯夤夜抱病给宝玉补“雀金裘”何其相似！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个令人感动和难忘的细节，展示了“风流灵巧”的晴雯，除了孤傲甚至过于尖刻的“女儿性”之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能坚韧耐劳、牺牲自我的“母性之爱”。
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晴雯补衣的这个情节，晴雯的形象不会像现在这样可爱、可亲、可敬。像《红楼梦》一样，《百合花》也通过补衣服这样一个情节，表现了新媳妇的令人感动的“母性之爱”。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经典的细节描写，那么，《百合花》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打动读者的心灵，肯定不会在半个世纪之后，披卷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
弗洛姆说:“只有在那种不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爱中，真正的爱才开始显露。”(《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在爱的精神上，《百合花》与《红楼梦》是相通、相近的。茹志鹃用古典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的故事，用现代的故事确证了爱的永恒的精义。《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是对这部伟大小说的一个庄严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