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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和谐社会建设中高校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2)

2016-06-12 01:08
导读:(二)专业能力是其承担责任必备的资本 目前,高校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如高校知识分子缺乏言论空间,“声音”微

  (二)专业能力是其承担责任必备的资本
  目前,高校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如高校知识分子缺乏言论空间,“声音”微弱;视野受限,看不到专业之外的社会领域;等等。置身于这样的中,高校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共活动,这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
  于是就有学者(如齐格蒙·鲍曼)号召知识分子要积极转变社会角色,由原来的“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以继续“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6]但是,高校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本身就含有重建“公共性”、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潜在力量。“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事物的总体框架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越来越模糊。因此,问题不在于什么职业能提供对于现实的全面视角,而在于生活的某个位置的视野中包括了社会的哪个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具有某种优越性。”[7]在目前知识分化的体制下,高校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性根源于他们对学科专业化的研究,也根源于他们所处的大学环境。一个高校知识分子要有对公共领域发言的权力并被世人所认可,他就必须在学科专业化的研究领域内被同行所认可,并成为专业领域的权威人士。这也就是说,高校知识分子首先要用他的专业学问去获得他对自己和外行人对他的身份认同。只有这样,他才能用专业权威话语去获得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也只有在专业领域内有了对专业知识的高深研究后,他才有时间和能力跨出相对狭隘的院校体制,最终做到对公共领域的“业余关怀”。从这个意义上看,学院化、专业化与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是相辅相成的。对于高校知识分子来说,“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种权力,而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不是很狭隘的),实际上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专业的知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8]

  (三)大学组织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为了寻求解决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难(有些学者称之为“危机”),法国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法团主义”的理念,他坚信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网络,用来对抗权力,采取“一个圆心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9]通过“法团主义”,实现重新凝聚知识分子这个日益分散的群体。布尔迪厄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解套,但毕竟我国目前还是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的国家,在这种境遇下,高校知识分子能否从专业走向公共,又应该如何克服工具理性主义和专业主义对自身的局限而走向公共呢?
  一般来说,高校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研究是对高深学问的探索,高校知识分子学院化、专业化并没有脱离大学的起点——探求高深学问。这也就是说,大学以对高深学问的探求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高校知识分子对专业知识的科学研究同样是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如果高校知识分子仅仅局限于专业研究而无视社会的需求,就必然使得大学和知识分子的生命之根有了断裂的危险。但是,大学以学科为基本联结点,通过学科之间、学科与院校之间、院校与院校之间以及院校与整个高等世界之间的纵横交错,形成一种伯顿·R·克拉克所说的“矩阵结构”[10]。这种“矩阵结构”使高校知识分子不仅能关注本专业领域知识的研究,也能使他们通过本专业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沟通交流,这就为本专业的高校知识分子赢得了在外界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这一“矩阵式”大学组织的建立,也为高校知识分子跨出本专业研究的视野以专业知识为依据同他者就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对话提供了制度平台。这个平台使高校知识分子自觉地建构共同体精神成为现实,使高校知识分子在“矩阵组织”交叉点上的运动轨迹同大学的组织建构得以吻合。这是两者对高深学问的探求这个逻辑起点的自觉认同,大学也就由此成为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使大学和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保持紧密关联的最佳组织机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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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发展与和谐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置身于这样的境域中,当代的高校知识分子应该立足于当今社会的多重关系中,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建构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地运用科学知识的权力效应,合理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陆杰荣.后现代·知识分子·当代使命——论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理论实质[J].动态,2003,(6):37-38.
  [2]赵宝煦.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2-103.
  [3]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4]高鹏飞,高承珊.论大学人文精神的构建[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1).
  [5][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115.
  [6]许纪霖.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法国的与现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2.
  [8]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A].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68.
  [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赵晓力译.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J]天涯,2000,(4).
  [10][美]伯顿·R·克拉克.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6.
  [11][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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