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1)(2)
2017-08-18 02:06
导读：强调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也是由教育政策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第一，与一般教育研究不同的是，教育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现实取向的，从问题出发，以解
强调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也是由教育政策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第一，与一般教育研究不同的是，教育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现实取向的，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第二，教育政策必须可以还原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可以操作的措施；第三，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实行除了受到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三、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因此，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大大的问题，所以，许多国外专家都发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很好的，在其他国家已经被证明了的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而那些被认为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却运行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提倡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教育政策研究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呢？
1.消除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崇洋”心理，培养政策研究者的本土意识
当前，不仅在中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差不多都在使用西方的研究框架、概念系统、话语方式，似乎只有用西方的理论才能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这种“崇洋”心理的养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的表现，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土意识”的缺乏。而要消除政策研究者的“崇洋心理”，培养本土意识，则应该使研究者认识到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经千年的断续交往中，相互之间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一度领先于西方的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化曾经对西方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许多所谓国外先进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充分地论述过和实践过。比如西方盛行的文官制度、科层制管理思想、现代考试制度等。二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路径，在解决教育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比如在义务教育领域，我国没有采取西方的那一套发展义务教育的政策模式，但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有些西方国家用100多年时间才获得的成就。三是教育发展具有有别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教育更容易表现出对本国政治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依赖，这说明即使将来我们建成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雷同的模式。在这方面日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日本在明治初期，西化派的思想曾经占据了上风，1872年颁布的带有极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制”与日本的天皇体制发生了剧烈冲突；1881年森有礼任第一代文部大臣，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以强化明治政权为最高原则，吸取西方的伦理之长从而形成一种与天皇制新阶段相适应的混合儒教伦理体系，推动了日本教育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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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实践关怀精神和“中国问题”的意识
首先，对于教育政策研究者来说，无论你研究哪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你研究怎样先进的政策模式，你最终都需要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为中国教育实践的意识和勇气。因此，作为教育政策研究者，你首先必须回到中国的教育现实中来，这就需要每一个教育政策研究者都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实践关怀精神，把教育政策研究与中国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比如，研究中国教育经费问题，你就必须到中国教育经费的真正的运行状况中去发现问题，否则，你就不可能提出有意义、可以操作的政策模式。
其次，研究者一定要有强烈的“中国问题”的意识。发展如此不平衡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了许多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庞大的转移人口所带来的流动人口子女和留守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转型时期的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问题等。因此，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探索出成功的经验。
3.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突破西方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规制，形成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此外，建立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政策研究者还应该有一种本土方法论的意识和追求，因为，忽视了方法论，就有可能造成具体方法使用上的偏差，使方法失去方向，最终达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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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向外借鉴的关系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集体选择。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着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教育政策研究本土化的缺乏与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求教育政策研究者协调中国实践和“外国经验”之间的联系，强调教育政策研究要着眼于中国教育实践，研究中国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说自话，其目的不是要创造一系列相互毫无关联的体系，它一方面要发现中国社会的不同之处，发展出一种更适宜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但同时又应该包含一体化的旨趣，包含促进不同理论体系与社会的对话，加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的旨趣。本土化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完全抛掉一体化的旨趣，一味地循着寻找新的完全同西方理论无关的概念的路子走，从而造成一种无法同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的局面。研究的本土化如果带来封闭化，同样会限制中国的学者对世界理论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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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3]张瑞播，王承绪。中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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