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洋化到日本化：日本教育近代化的探索(1)(2)
2017-08-21 06:25
导读：1882年，伊藤访问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向斯坦因求教，得出的结论就是君主应该掌握立法和行政的大权，而且君主就代表国家。柏林大学的古纳斯伊特认
1882年，伊藤访问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向斯坦因求教，得出的结论就是君主应该掌握立法和行政的大权，而且君主就代表国家。柏林大学的古纳斯伊特认为那些向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学习自由的人将会把日本引入歧途。通过和德国学者的交流，伊藤决定把普鲁士作为学习的榜样。伊藤在德国考察的时候正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正以弗雷德里克的“教育应服从于政治”的名言作为教育的基本准则，认为与其把国民作为人去加以尊重，不如靠教育来保证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在教育方面实行双轨制，英才可以享受自由的教育，最后进入大学，而一般大众则只能受到普通教育。德国的教育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为目标，政治对教育的统治加强。
在以美国的自由、分权为样板的《教育令》失败后，德国的这种保守而政治性很强的教育政策就成为日本效法的榜样。日本引进了普鲁士的双轨制，把英才教育和大众教育区分开来。为了把军国逐一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意识里，把师范教育的学生的生活全部军事化，让学生都穿军装，1888年的时候又强制教师也都穿上统一样式的官服。
伊藤和森有礼的教育改革为1900年《教育敕语》奠定了基础。改革后，1887年以前逐渐下降的入学率转而逐年上升，1887年的入学率达到了45％，十五年以后的1902年已经上升到91.5％。
四、政教合一的《教育敕语》
1900年，天皇以以前颁布的《教学大旨》为基础，颁布了《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的内容如下：
肤，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尊国宪、时守国法，一日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远。如是，则不独可为肤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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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古今而不谬，施内小而不悖，联原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全文由三部分构成，前文叙述了天皇制的根源由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君德与臣民忠城的一体关系构成，将此作为“国体之精华”，而教育的根源也由此得出。把教育的基本方针与建立在天皇制基础上的国体观念结合起来是这一敕语的本质特征。接着又列举臣民应遵守的十四条德目。从家族伦理道德，到个人道德以及公民道德逐条加以罗列，这些德目最终都归结到以国体为基轴的“皇运”扶翼上来。后文强调这些教育观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亘古不变的真理。
《教育敕语》的制定过程中，井上毅、元田永孚、山县有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三个人思想的集中反映。《教育敕语》草案先由并上毅级接受山县有朋的委托起草，然后送给元田永孚修改，最后在两人的紧密合作下，完成了《教育敕语》的起草。元田永孚历任明治天皇的侍讲、皇后宫大夫、宫中顾问官和枢密官等职，在教育上强调以儒家道德为本、以知识才能为末的本末分明观，是日本明治时期儒
家教育主义的倡导者。
《教育敕语》不仅仅是井上毅的立宪主义和元田永孚的儒教主义妥协结合的产物，而且还是在山县有朋的军国丰义、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而形成的复杂的产物。《教育敕语》的颁布，确立了统一日本国民思想的国家主义、皇国主义思想，影响整个国民道德，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最终形成。此后，在《教育敕语》规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日本全面建立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这种以天皇为中心的教育宗旨，一直贯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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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综观从《学制》颁布到《教育敕语》的出台，我们不难看出，这10年正是由西洋化到日本化转变的20年。日本的经济和文化难以适应生搬硬套的西洋教育制度，因此，一再提出日本化的要求，这种日本化的要求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进一步参照西洋国家的教育制度，以图适应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所谓西洋化并不是照搬西洋各国的教育制度，当《学制》吸取法国的教育制度，其实质是往法国的教育制度里添注了新的内容，从而制订出比法国制度更进步的教育制度；《教育令》学习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和当时国民普遍反对《学制》的产物；对普鲁士的学习也是并没有把俾斯麦的铁腕政治搬运过来，而是努力把它和儒教的伦理精神相结合。
因此可以说，在逐步西洋化的道路上的动力就是日本化，在《教育敕语》颁布后，日本的教育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不论教育制度还是教育原则，都一直延续到二战后日本战败为止。20年的西洋化发展道路，最终以日本化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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