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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政策范式的课程研究(1)(2)

2017-08-24 05:12
导读:其实这样的理解在国外早已有基本思路一致的看法。在国外,就有人认为,课程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政策规定了课程设计所要遵循的程序,包括
 其实这样的理解在国外早已有基本思路一致的看法。在国外,就有人认为,课程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政策规定了课程设计所要遵循的程序,包括粗略的和详细的程序,这类政策通常要说明由谁参与并规定参与者的权限,这可以认为是制定课程政策的政策。另一类政策是课程政策制定过程的产物,可视为课程政策本身。这种政策规定课程的性质,常常要规定必须教的、应该教的和可以教的教学内容。”[6]

  三、课程政策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1.基本问题

  课程政策中的课程是法定知识,因而需要以知识为线索展开对课程政策的研究。对知识问题的逻辑结构进行解剖,教育领域中的课程知识问题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选择什么(What)?怎样选择(How)?谁来选择(Who)?为什么要选择(Why)?为谁选择(For Whom)?这五个问题构成了教育领域中课程知识问题的内在逻辑体系。这五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个方面:课程知识选择和课程知识管理。

  选择什么、为谁选择、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三个问题主要涉及到课程的具体内容,属于课程知识选择问题。按照传统教育学的理解,内容的选择涉及到社会需要、学科发展和学生实际这三个方面。其实,传统上所说的学科发展是指知识发展,只是那时将学科当成知识的代名词,用学科代替知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传统上内容的选择归结为社会需要、知识状况和学生需要这样的三维结构。其实,社会需要是社会科学中分析问题的一个常规思路,不仅课程设计需要考虑社会需要,任何社会措施的设计均要考虑社会需要,这样提社会需要,予课程而言显得不够深入。其实,对教育、对课程的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均要反映、投射到对知识的理解上面。社会需要变化了、学生的需要也要变化,对知识的理解也就要变化,以前对知识的合法性理解也相应变化。以前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知识,在变化的社会需要和相应的学生需要面前,其合法性有可能降低甚至消解;以前不具有合法地位的知识,其合法性上升甚至取得合法性。这样进行理解,其实三维坐标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一维坐标,这个一维坐标就是知识。这时的知识是置身于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背景下的知识,是放在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背景下进行考察的知识,是从知识政治学视野中进行考察的知识。只有把握了现在知识发展的总体状况,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课程知识选择。也只有在把握现在知识总体状况基础上分析课程知识选择,其结论才可能有较深厚的理论底蕴,才具有理论解释力。与教育学、心理学视野中的课程知识选择相比,这里是知识政治学视野的课程知识选择。   怎样选择、谁来选择两个问题则主要涉及课程管理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课程知识管理。课程知识管理既要受教育行政管理的影响,更要符合课程知识的特性。通过分析知识的特性分析课程管理问题,有可能更符合从课程本身的特性出发设计课程管理的组织结构。本来,对课程管理问题的研究就是课程研究的薄弱环节,然而仅有的一些研究大多数是从国外课程管理的发展趋势出发,设计我国的课程管理框架,这似乎只是比较的角度,而不是学理的角度。同时,仅仅按照社会管理的结构设计课程管理结构,似乎也没有考虑到课程的属性。我不禁在想,我们课程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与研究的针对性不强有些关系。因为,没有充分考虑课程特性的课程管理框架,当然不可能完全达到课程管理的效果。基于对政策的理解,课程管理问题既需要研究其现象形态,也需要研究其本质问题,就是课程权力分配问题。这样,从政治学视野研究课程管理,与一般性议论课程管理问题,其结论具有政治学味道,因为政治是政策的本源,因而应该属于课程政策的研究视角。

  2.研究思路

  通过与传统课程理论研究思路的比较,可以认识课程政策研究的思路。课程政策研究从政治学视野出发研究课程,与课程理论研究特别是教育学视野的课程理论研究在以下方面具有不同之处。

  (1)表现形式不同

  政策研究作为一种中介研究,它与一般理论研究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理论研究的功能偏重于“求真”的话,那么,政策研究的功能则更偏重于“行”的方面。理论向实践者提供的往往是一般的原理、原则和指导思想,它的功能主要是给人们带来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和启迪。建立在理论研究成果之上的政策研究,其主要任务不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明,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为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所确定的系列措施、行动准则以及必要的方法手段。

  (2)作用不同

  在一般情况下,理论不可能直接指导人们各种具体的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经过政策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没有政策这个环节,任何理论也难以发挥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只能束之高阁,甚至连自身是否正确、是否反映了客观规律也无法证明,更谈不上理论的发展了。

  (3)理性指向不同

  人们将理性区分为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课程理论主要指向科学理性的话,那么课程政策研究则主要指向实践理性。课程理论的科学理性指其是按照科学的逻辑,系统地构建理论框架,课程政策研究的实践理性则是指按照实践的逻辑寻求课程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作为学术研究,课程理论的研究和课程政策的研究,理性的价值均不可忽视。如果缺乏理性的渗透,那么课程理论研究与课程政策研究均是没有价值的;同时,缺乏科学精神的课程理论研究和缺乏实践指向的政策研究也是没有价值的。

  四、课程政策研究的方法

  课程政策研究的方法是从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得到启示,直接从教育政策的研究方法中借用过来的,其研究方法与教育学视野中的课程理论研究仍然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问题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法、价值研究法和综合研究法。

  1.问题研究法

  理论研究主要从概念出发进行研究,而政策研究主要是从问题出发,研究问题中的问题,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政策研究实践性很强,面向实践、研究实践和指导实践,虽然政策研究也要开展理论研究,要研究政策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然而这种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为研究政策现象准备理论工具。课程政策研究运用问题研究法表现在研究选题的确定和研究思路的展开。课程政策研究的选题需要从问题出发,同时其展开也要从问题出发。从问题入手研究课程政策最终将表现为研究循着问题的发生、发展而展开,先从课程知识选择政策入手,再研究课程知识管理政策。

  2.政治学研究法

  政策科学的母体是政治学,早期的政策学家也是政治学家,可以说,政策科学是政治学研究的新的发展阶段,甚至有人认为政策研究有时可以与政治学研究相互替换[7]。因此,政策科学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要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政策是政治的现象,政治则是政策的本质。因此在研究政策的本质时,必须运用政治学的思路与方法。不运用政治学方法进行的政策研究,很难有深刻的理论底蕴,可能只是一些关于政策的想法。

  3.价值研究法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有一种排除价值干扰的呼声,认为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会影响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以后,价值中立或非价值倾向的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差不多成了一条基本原则。但是,政策研究不但不能排斥价值倾向,相反,它必须要有明确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倾向。近年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策科学和教育科学研究)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定量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其中存在着“为定量化而定量化的倾向”,[8]甚至存在为强调定量研究而忽视或排斥研究价值问题的倾向。实际上,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分析就是盲目的数学游戏,甚至连作为计算对象的数字都未必能得到有意义的解释。”[9]

  对课程进行政策研究,需要在充分分析现有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按照自身对我国情况的认识,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和未来可能发展的政策建议。在我们看来,课程政策的研究是对现有课程理论与实践按照一定的准则进行选择的过程。课程的社会学研究与课程政策研究同样是对课程问题的宏观研究,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课程的社会学研究是事实研究,而课程的政策研究则是价值研究。课程社会学研究课程控制问题,是指出课程中存在着控制,而课程政策研究则要指出如何利用课程控制,改变现有的课程政策。

   4.综合研究法

  政策科学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政策科学并不是由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拼凑堆积而成的,而是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将种种知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各种常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政策科学实现了格式塔转移,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范式。它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政策科学的新框架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课程政策研究特别要运用课程理论、教育政治学、课程社会学、课程文化学等学科的现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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