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演变和形成(4)
2017-11-09 01:45
导读：在高等教育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
在高等教育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研究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 异常震惊， 转而弃武从文， 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代理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 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
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
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社会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