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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1)(2)

2017-11-25 04:58
导读: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著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著作。该


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著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著作。该书自中国教育起源起、止于当代,以教育制度及教育学说为主要研究内容。由陈青之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另外,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也为此时之代表作。

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标志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30年代后始有著述出版。在古代教育史方面有毛邦伟著的《中国教育史》、陈东原著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而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和为数不少的近代教育专史论文,则使中国近代成为教育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舒新城。

出于强烈的时代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教育界的自觉意识,涌现出了积累教育史资料的大量著述,一些教育杂志也经常编辑若干年教育回顾之专刊。如《申报》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都把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放在当前问题的关注上。从1925年起,舒新城以10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60年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为目的,从收集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入手,写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汇编》、《中华民国之教育》两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在书中,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教育思想史都进行了全面探索。他认为中国选择近代教育是被迫的,是表面上学取西学而内地里排斥的结果,走过的道路不算成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使人们知道教育与社会组织的深层关系,启发人们注重传统文化并重建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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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史研究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为代表的学制史;(2)以陈启天《中国新新教育思潮小史》为代表的思想史;(3)以教育行政管理史、书院制度、女子教育、科技教育、地方教育史为专题的专门史研究;(4)教育家思想研究等。此间的教育史面对现实、反思新教育、探索教育出路,不少专著虽显得粗疏,却创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多个“第一”:第一部近代学制史(陈宝泉),第一部教育行政管理史(薛人仰),第一部女子教育史(程谪凡),第一部书院制度史(盛郎西),其开拓之功难以磨灭。

回顾教育史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的特点,从其发展逻辑过程来看,通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专史研究,而独特的社会环境又使这一时期的专史研究带有鲜明时代气息。此间的学者多为大师级人物,不仅具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根底,而且深受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学理论之熏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实证主义及分析批判主义的教育史观。舒新城、方与严、姜琦、陈东原、盛郎西都明显的打下了这一烙印。而周予同、杨贤江、陈青之等人则进一步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杨贤江的《教育史ABC》是第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撰写而成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后期到抗战爆发的十余年时间中,广大教育史学者有感于动荡时局而对中国教育史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思索。在近20年探索中,他们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60年和新学制30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绚丽多姿、时隔半世纪后至今仍具有灿烂生命力的代表性成果,基本奠定了中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第一代中国教育史学家群体。这种高潮迭起的研究热情直至抗战爆发才被突然打断中止。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从中国有了教育史学科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中国教育史学科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45年时间中,这一学科一度达到辉煌,其中不少研究成果甚至在五十年之后仍显示出理论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史学者,以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主,始终与近代新教育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批判地分析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史学理论上对诸如教育史学科内容体系、社会功能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关注当前教育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感始终是前45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但也应当指出,先后经历了“五四”时期思想大解放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中国教育史研究虽有所触动,却未能真正介入并在其思想交锋中受到深层次洗礼。与国内学术大潮若即若离的表现的确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水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当时中国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势头突然停止,并在以后战乱中难竟其业。然而,薪尽火传,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时期培养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成为20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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