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2)
2017-12-16 04:52
导读：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200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6、27岁的教授。”（注：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青年出版社.1987.22.）例如，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6.）“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2.）“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当时的北京大学，各派竞相开讲授课，各显其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了众多著名学者的聚集地，这完全是由于蔡元培在学术争论中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的缘故。当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9.）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
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1.）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另一名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请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交涉，蔡元培根本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听后，仅是一笑置之。
